在望得見皇城的地方念書，形成何種心理期待，似乎不言而喻。即便帝制已經取消，高高聳立的皇宮，依然是某種文化符號。每天閱讀此符號，不可能完全熟視無睹。或者欣賞，或者厭惡，但有一點，皇宮所包含的“政治”、“權力”、“中心”等意味，很容易感染閱讀者。北大師生之故意不提紫禁城，不等于毫無這種心理積淀。每回學生示威游行，都要在天安門前演講，當然不只是因那里地方寬敞。進入民國以后，“天安門”作為政治符號，取代了“紫禁城”的地位；更因其具有某種開放性，兼有“公共空間”與“權力象征”的雙重意義，成為政府與民間共同注目的焦點。從北大民主廣場到天安門城樓，這距離未免太近了。當初清政府籌建京師大學堂時，若把校址設在山清水秀、遠離權力中心的郊區(qū)，學生們的政治意識是否會有所減弱，這是個很有趣的話題。北大學生自認繼承太學傳統，以天下興亡為己任，這種信念之確立，早在五四運動以前。1903年的拒俄運動中，北大學生集會抗議，慷慨激昂，表示“要學古代太學生一樣，‘伏闕上書’”。在這“北大學生爭取自由的第一幕”中（俞同奎《四十六年前我考進母校的經驗》），雖有“伏闕上書”的動議，但其讀禁書，喜演講，發(fā)通電，以及事后有人走向社會，組織武裝等，均非漢宋太學生所能想象。而五四以后的學生運動，往往有政黨的直接領導，成為改朝換代的重要工具。也就是說，所謂太學傳統，主要取其政治意識；至于實際運作，早已斗轉星移。將學校作為黨爭的基地，其間利弊得失，黃宗羲、章太炎的意見截然相反，值得三思。這里不想詳細討論學潮的功過，而是借政府對待學潮的態(tài)度，窺探現代中國政治的演進。借用謝興堯的話來說，便是“紅樓一角，實有關中國之政治與文化”（《紅樓一角》）。在“第一幕”中，京師大學堂的學生爭到了馬上選派出國留學的權利。此后，讀書人地位急劇下降，政府態(tài)度也日益強硬。1919年的五四運動，只是以火燒趙家樓的罪名，把若干學生抓起來，可見政府對輿論尚有忌諱。到了1926年的三一八慘案，那可就是公開的屠殺了。周作人將后兩個事件，作為現代中國政治的象征：五四代表知識階級的崛起，三一八象征政府的反攻。“在三一八那年之前，學生與教授在社會上似乎保有一種權威和地位，雖然政府討厭他們，但不敢輕易動手”；此后可就大不一樣了，以北大教授李守常、高仁山慘遭殺害為標志，政府決定采取強硬立場，以極端手段解決學潮（《紅樓內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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