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水粹編

　　譚其驤，字季龍，曾用筆名禾子、譚禾子、春齋、錢春齋、王德甫。籍貫浙江嘉興，1911年2月25日生于奉天（今遼寧沈陽市）。自幼在浙江嘉興求學，1926年進上海大學社會系，1927年轉入上海暨南大學中文系，次年轉入外文系，旋轉歷史系，1930年畢業(yè)；同年進北平燕京大學研究院，師從顧頡剛先生，1932年畢業(yè)，獲碩士學位。同年春任北平圖書館館員、輔仁大學兼任講師，后又兼燕京大學、北京大學（代顧頡剛）講師。1935年在廣州學海書院任導師，次年仍回北平，先后在燕京、清華大學任教。1940年初至貴州浙江大學史地系任副教授，1942年升任教授，1946年隨校遷回杭州，1947年至1949年期間以譚季龍名義同時在上海暨南大學任教授。1950年任復旦大學歷史系教授，1955年至1956年去北京主編《中國歷史地圖集》，1957年回校任歷史系主任，后兼任中國歷史地理研究室主任，1982年至1986年任中國歷史地理研究所所長。1981年當選為中國科學院地學部委員（院士），同年被聘為國務院學位委員會學科評議組成員，首批被批準為博士生導師。譚其驤是中國地理學會發(fā)起人之一，長期擔任理事、歷史地理專業(yè)委員會副主任；歷任中國史學會理事、常務理事，上海市歷史學會副會長，上海市哲學社會科學聯(lián)合會副主席，國務院古籍整理出版規(guī)劃小組成員等。1991年lo月18日突發(fā)腦溢血，后因多種疾病并發(fā)醫(yī)治無效，于1992年8月28日在上海逝世。譚其驤是中國歷史地理學的主要奠基者和開創(chuàng)者，是一位杰出的歷史地理學家。中國的歷史研究有重視地理的悠久傳統(tǒng)，早在二千多年前就產(chǎn)生了《禹貢》、《山海經(jīng)>>這樣內(nèi)容豐富的地理著作，繪制了精確的地圖并留下了“放馬灘地圖”、“馬王堆地圖”等實物。成書于公元工世紀的《漢書·地理志》既是一篇內(nèi)容豐富的當代地理著作，也堪稱中國第一篇歷史地理著作。此后，從酈道元的《水經(jīng)注》到唐宋以來傳世的地理著作，幾乎都是由當世追溯到往古，注重歷史地理現(xiàn)象的記載和研究．在中國漫長的歷史時期內(nèi)，皇朝的更迭，政權的興衰，疆域的盈縮，政區(qū)的分合和地名的改變不斷發(fā)生；黃河下游的頻繁決溢改道又經(jīng)常引起地貌和水系的變遷，也給社會生活造成很大的影響。中國古代發(fā)達的文化使這些變化大多得到了及時的記載，但由于在如此巨大的空間和時間范圍內(nèi)所發(fā)生的變化是如此復雜，已不是一般學者所能隨意涉足，因而產(chǎn)生了一門專門學問——沿革地理。到清代，沿革地理的成就達到了高峰，是乾嘉學派的重要組成部分。但在中國的傳統(tǒng)學術體系中，地理并不是一門獨立的學科，而只是史學的一個分支，在四部分類中附屬于史部。所謂“地理”也是以沿革地理為主，即局限于政區(qū)的“沿”（延續(xù)）和“革”（取消或改變）的變化、疆域的盈縮消長、地名的位置和含義、黃河等水道的變遷等方面，一般只注意這些地理要素變遷的事實，而不是引起這些變遷的原因，更不深入研究這些變化的規(guī)律。數(shù)百年來，除了有限的幾位專治沿革地理的學者之外，大多只是史學家、經(jīng)學家、訓詁學家、文學家、金石家的“副業(yè)”，它的成果主要也是作為史學和其他學科的注釋檢索之用。從1932年起，譚其驤就在輔仁大學等校講授沿革地理。而在此前的研究生期間，通過與導師顧頡剛的討論，他已對歷史政區(qū)地理顯示出濃厚的興趣和獨特的見解。1934年2月，他協(xié)助顧頡剛發(fā)起籌組以研究中國沿革地理和相關學科為宗旨的“禹貢學會”，創(chuàng)辦《禹貢》半月刊。到1935年，《禹貢》開始以“中國歷史地理”（TheChineseHistoricalGeography）作為雜志的英文譯名，這說明他們已經(jīng)受到現(xiàn)代地理學的影響，產(chǎn)生了將傳統(tǒng)的沿革地理向現(xiàn)代的歷史地理學轉化的愿望。在日本帝國主義進逼華北、國難當頭的形勢下，學會的研究重點逐漸轉向邊疆史地和民族等方面，原定的研究計劃未能實施，但對國內(nèi)外學術界還是產(chǎn)生了很大的影響．不少青年學者和在校學生就是通過學會的活動步入學術領域的，其中包括不少當代著名的史學家和歷史地理學家。盡管譚其驤在50年代以前的研究仍以沿革地理為主，但已擴大到了人口、民族、都市、地區(qū)開發(fā)等方面，并且已注意到了文獻考證以外的研究手段和相關學科的新理論和新方法。在抗日戰(zhàn)爭顛沛流亡期間，他開始了中國歷史地圖的編繪，并且一直沒有中斷。新中國成立后，譚其驤與侯仁之教授等人積極推動歷史地理學科的建立和發(fā)展，特別是在工956年國家制定長期科學規(guī)劃期間，他主持制定了歷史研究所的歷史地理研究計劃，與侯仁之、王庸等提出了歷史地理學科的發(fā)展規(guī)劃，還與李儼、錢寶琮、嚴敦杰、席澤宗等進行了建立自然科學史研究機構和制定規(guī)劃的工作，所有這些都為中國歷史地理學的形成和發(fā)展打下了堅實的基礎。60年代初，在他和侯仁之、史念海等人的倡導下，通過廣泛的討論，學術界對中國歷史地理學的學科性質、它與沿革地理的關系取得了基本一致的意見，歷史地理學作為一門獨立的學科得到了學術界的承認。到“文革”前，由譚其驤創(chuàng)建和主持的復旦大學中國歷史地理研究室已成為國內(nèi)人數(shù)最多、力量最強的專門研究機構。盡管由于“文化大革命”的破壞，歷史地理研究出現(xiàn)了多年的停頓，但由譚其驤主編的《中國歷史地圖集》和《中國自然地理．歷史自然地理》還是在70年代末基本完成?！吨袊鴼v史地圖集》是我國歷史地理學最重大的一項成果，也是譚其驤最杰出的貢獻。這部空前巨著共8冊、20個圖組、304幅地圖，收錄了清代以前全部可考的縣級和縣級以上的行政單位、主要居民點、部族名以及河流、湖泊、山脈、山峰、運河、長城、關隘、海洋、島嶼等約7萬余地名。除歷代中原王朝外，還包括在歷史中國范圍內(nèi)各民族所建立的政權和活動區(qū)域?！秷D集》以歷史文獻資料為主要依據(jù)，吸取了已發(fā)表的考古學、地理學、民族學等相關學科的成果，以其內(nèi)容之完備、考訂之精審、繪制之準確贏得了國內(nèi)外學術界的高度評價，被公認為同類地圖集中最優(yōu)秀的一種。在《圖集》的編繪過程中，譚其驤在把握總體質量的同時，親自作了大量具體的考訂和審核。經(jīng)過反復研究，終于確定了歷史上中國的范圍，使它充分反映了各民族共同創(chuàng)造歷史、為今天的中國和中華民族的形成作出貢獻的事實，既顯示了漢族的主體地位和主導作用，也肯定了少數(shù)民族對邊疆的擴展和鞏固的重要功績。在處理歷史上的民族關系、中外關系和疆域邊界等問題上，譚其驤以一個史學家的良心和自信，堅持實事求是，堅持在尊重歷史事實的前提下，努力做到有利于國家統(tǒng)一和民族團結。《圖集》所確定的關于歷史中國、中原王朝、邊疆政權、非漢族政權、地方政權、自治地區(qū)之間關系的原則，對于中國史、民族史、中外關系史、中國歷史政區(qū)地理等學科的研究都具有指導意義。從1982年開始，他又主持了《中國人民共和國國家歷史地圖集》的編繪，這將是一部包括歷史人文和自然兩方面十多個專題圖組、上千幅地圖的巨型地圖集。直到臥床不起，無法說話時，他還在關注著這項工作。譚其驤繼承和發(fā)展了傳統(tǒng)的文獻研究方法，結合現(xiàn)代科學理論和研究手段，開辟了歷史地理研究的新途徑，解決了一系列重要的理論和實際課題。50年代以后，譚其驤的研究重點轉入黃河變遷史、上海成陸和發(fā)展史以及長江、海河等水系的形成和變化等方面，他主持的有關黃河、長江水系變遷的研究成果構成了《中國自然地理·歷史自然地理》的主要部分，不僅豐富了歷史自然地理的研究領域，而且對黃河、長江、海河等水系的治理提供了歷史經(jīng)驗。80年代后，譚其驤又大力倡導開展歷史人文地理的研究，并身體力行，對歷史文化地理、歷史政治地理、地方史志編纂和研究的一些重大問題發(fā)表了具有指導意義的論文；對文獻資料、政區(qū)沿革在歷史地理研究中的地位和正確理解地理環(huán)境在歷史進程中的作用，也提出了精辟的見解。他在總結中國歷代政區(qū)演變規(guī)律的基礎上，還就未來行政區(qū)劃的改革提出了劃小省區(qū)、恢復中央省縣三級制的方案。他所指導的研究生在歷史政治地理、文化地理、人口地理、經(jīng)濟地理和移民史等方面完成的論著，使歷史人文地理的主要分支都有了相應的成果，初步構成了學科框架。在60年的教師生涯中，譚其驤開設過中國通史、魏晉南北朝史、隋唐五代史、中國地理、中國社會文化史、中國歷史地理、正史地理志導讀等課程。在他主持下，復旦大學于1960年設置了全國第一個歷史地理學專業(yè)，先后培養(yǎng)了三屆本科畢業(yè)生。1978年開始，他又指導了一批博士、碩士研究生（其中2人在1983年成為全國首批文科博士），現(xiàn)今大多已成為學科帶頭人、教授、博士生導師。由他創(chuàng)辦并長期領導的復旦大學中國歷史地理研究所是國內(nèi)人數(shù)最多、門類較全的科研和教學機構，承擔了國家重大科研項目，被國家教委確定為全國重點學科點。除了尚未整理出的《中國歷史地圖集》編繪釋文外，譚其驤1982年前的主要論文已編入《長水集》，上、下冊分別為解放前、后所作。他逝世后，我將他1982年后發(fā)表的主要論文編為《長水集續(xù)編》。本書就是從這兩本論文集中精選出的在各方面和各時期有代表性的歷史地理論文。為了充分反映這些論文的原貌，除有兩篇因篇幅所限而節(jié)選了一部分外，其余均未作刪改。茲按編排程序說明如下：第一組的7篇代表了譚其驤對歷史疆域政區(qū)的研究成果。最早的《新莽職方考》發(fā)表于1934年，是典型的沿革地理考證；最晚的《我國行政區(qū)劃改革設想》發(fā)表于1991年，則是在總結歷史經(jīng)驗基礎上，對未來改革方案的建議?！肚乜ば驴肌房芍^三百年學術爭論的總結，因為對本文的結論學術界基本不再有異議，但在方法上依然未脫乾嘉學派的窠臼。而1988年寫成的《自漢至唐海南島歷史政治地理》一文，正如題目所表明的，所論述的已不是簡單的政區(qū)沿革，說明經(jīng)過半個多世紀的努力，譚其驤已完成了由傳統(tǒng)向現(xiàn)代的轉變。但他一再告誡青年學者，沿革地理是歷史政治地理的基礎，也是歷史地理學者的基本功。任何地理研究都離不開一張準確的地圖，而不懂得疆域政區(qū)和地名的變化就畫不出準確的歷史地圖。他多次作過關于歷代政區(qū)變遷的學術報告，撰寫過這方面的論文，《中國歷代政區(qū)概述》就是應《文史知識》之約、以青年和非專業(yè)讀者為主要對象而寫的，所歸納的三條規(guī)律是他長期研究的結果。《歷史上的中國和中國歷代疆域》雖遲至1991年才正式發(fā)表，但對這些重大問題的思考和討論卻開始在50年代后期。由于從“重編改繪”楊守敬的《歷代輿地圖》改為重新編繪包括歷史時期中原王朝之外各民族政權的中國歷史地圖集，準確界定歷史上的“中國”和“中國疆域”就成為不可回避的問題。從這一意義上說，這篇論文不僅是編繪《中國歷史地圖集》的理論基礎，也是中國歷史地理研究的理論基礎。至于編繪中遇到的具體難題則不勝枚舉，由于各種原因，包括非學術方面的原因，有些難題直到這部地圖集出版也還沒有真正解決，《唐代羈縻州述論》所涉及的羈縻政區(qū)就是其中之一。譚其驤在暨南大學求學時曾師從潘光旦先生，對移民史有濃厚的興趣，畢業(yè)論文即以《中國內(nèi)地移民史要>>為題，研究生的畢業(yè)論文也選擇了區(qū)域移民史，后以《湖南人由來考》的題目發(fā)表。選入這一組的另兩篇同屬移民史，但側重不同?！督先酥兄U族血統(tǒng)》主旨在揭露南方移民史中的一大假象，即以為近代的大族都是遷自中原的漢族，實際上湖南的大族多數(shù)是當?shù)亍靶U族”的后裔?！队兰螁蕘y后之民族遷徙》一文則是以僑州郡縣的復原為手段，論述了中國歷史上第一次大規(guī)模的南遷的具體方面，如移民的來源、遷入地、遷移階段等，并對移民作了數(shù)量分析。此后，盡管他沒有再對移民史作系統(tǒng)的研究，但每到一地仍注意研究當?shù)厝丝诘膩碓?，著有《播州楊保考》、《粵東初民考》等重要論文，只是限于篇幅未能收入本書。譚其驤對地理學史和地理古籍的研究是多方面的，如對馬王堆出土的古地圖、鄂君啟節(jié)、《山海經(jīng)》、《徐霞客游記》、《漢書·地理志》、《方輿勝覽》等都著有論文。一個重要的特點，是他始終堅持從原著的實際出發(fā)，實事求是地評價古代地理學家和地理著作的價值和貢獻。本書所選的《論V五藏山經(jīng)）的地域范圍》一文，通過對《五藏山經(jīng)》所記各山具體所指和相互關系的逐點考證，確定其地理范圍，為恰如其分地肯定該書的科學價值提供可靠的基礎。《論丁文江所謂徐霞客地理上之重要發(fā)現(xiàn)》，糾正了丁文江對徐霞客地理學成就的過高評價，在對徐氏的紀念性論文中獨樹一幟，50多年來同樣得到了學術界的公認。譚其驤晚年倡導歷史人文地理研究不遺余力，他一直希望能對中國歷史上文化區(qū)的形成和演變作深入的研究，也打算對歷史人文地理研究作些發(fā)凡起例的工作，但限于時間和精力，未能如愿?！稓v史人文地理研究發(fā)凡與舉例》就是他未完成的絕筆，所以只節(jié)選了其中的上篇，仍以初次發(fā)表時的《積極開展歷史人文地理研究>>為題。他對中國文化的時代差異和地區(qū)差異的論述，從時間和空間兩方面對中國文化的多樣性作了深刻的揭示，也是歷史文化地理研究的理論基礎。80年代后，全國各地集中編纂新方志，譚其驤在多次全國性和地方性的會議上發(fā)表過意見，也對多種新舊方志作過評價，所選《地方史志不可偏廢，舊志資料不可輕信》一文是影響最大的一篇。譚其驤一生所作雖多鴻篇巨制，也不乏精細的札記書評，短簡小品，錄選的四篇各有千秋。《與繆彥威論〈招魂〉廬江地望書》不過千余字，卻為解決《招魂》的作者提供了顛撲不破的證據(jù)，所以在重慶一發(fā)表就為郭沫若所引用?！镀咧扪罂肌分赋觯毫鱾?00多年的以七洲洋為今西沙群島的說法實際是無稽之談，宋、元、明記載中的七洲洋皆指今七洲列島附近海面?！豆蠢畎着c杜甫〉地理正誤》指出了郭著對碎葉、條支、河西三地定位的錯誤，致誤的原因則在作者完全從實用主義出發(fā)，對史料作隨心所欲的解釋?！丁礉h書·地理志〉選釋引言》節(jié)自《選釋》，我以為這是迄今為止對該志最全面而簡明的科學評價。本書的下半部分是歷史自然地理方面的論文，有黃河、海河、云夢澤和上海成陸幾個方面。對黃河變遷的研究，譚其驤在《長水集自序》中作過這樣的總結：“五十年代以前我講中國歷史地理這門課時，每次講到歷代黃河的變遷，除要講到歷史上歷次重要決溢改道外，一般還要把歷史時期分成幾個段落，指出各個段落的不同情況。哪幾個段決溢頻仍，不斷改道，哪幾段相對地平靜無事。但我一直講不清楚何以不同時期會出現(xiàn)迥不相同的情況。過去治黃河的學者，慣于把各個時期黃河災害輕重的原因，歸之于時世的治亂和防治工程的成敗。我覺得歸之于時世治亂則與史實不符：實際上亂世黃河不見得多災，治世往往反而多決多徙；歸之于工程成敗則于事理不可通，總不能說數(shù)千年來的治河技術一直在退步，賈魯、潘季馴、靳輔等人主持的河工反而不及大禹和王景的工程有效。直到六十年代初我認識到黃河的決徙雖在下游，病原則在于中游黃土高原的嚴重水土流失，水土流失的輕重與植被的好壞密切相關，而當?shù)厝嗣竦耐恋乩梅绞絼t是植被好壞的決定因素。我抓住這一關鍵因素的歷史演變認真做了一番探索，這才基本上找出了各個歷史時期河患輕重不同的根本原因，寫成了《何以黃河在東漢以后會出現(xiàn)長期安流的局面》一文。我自以為這才是一篇夠得上稱為歷史地理學的研究論文，文章的結論對當前社會主義建設事業(yè)也有一定參考價值。”在編繪《中國歷史地圖集》的過程中，由于各個時期的地圖都必須畫出當時的黃河、長江等主要水系，所以譚其驤曾對黃河、海河和長江水系的云夢澤、洞庭湖、鄱陽湖的變遷作過深入研究，得出了一些與傳統(tǒng)說法迥然不同的結論，《圖集》就采用了這些畫法，撰寫《中國自然地理·歷史自然地理》有關章節(jié)時也采用了這些成果，收入本書的幾篇文章就是其中的一部分。對《〈山經(jīng)〉河水下游及其支流考》一文，譚其驤自己有這樣的評價：“這是我的一篇得意之作。古今學者講到漢以前古黃河全都只知道有一條見于《禹貢》的河道，誰也不知道還有其它記載。如今被我從《山經(jīng)》中找出這么一條經(jīng)流鑿鑿可考，遠比《禹貢》河水詳確得多的大河故道來，怎不令人得意！”其重要性于此可見。在編繪西漢河北地區(qū)地圖時，譚其驤發(fā)現(xiàn)楊守敬《歷代輿地圖》中的西漢河北水道畫得不符合于《漢書．地理志》記載，而《漢書·地理志》的記載證明《說文》、《水經(jīng)》）的有關文字也有訛誤，他進而發(fā)現(xiàn)，西漢時河北平原諸大河是分道入海的，到公元3世紀曹操開平虜渠和白溝等人工河道，使河北平原上眾多分流入海的水道相互溝通，下游日漸淤塞，逐漸形成今天的海河水系。1957年5月，他在復旦大學報告了這一結論，散發(fā)了報告提綱。盡管直到30年后他才寫出《海河水系的形成和發(fā)展》一文并正式發(fā)表，但海河的治理卻已循著恢復歷史原貌，即為海河下游開挖多條出海水道的方案進行了。譚其驤對上海市區(qū)的成陸過程先后發(fā)表過幾篇論文，在這些文章中，他根據(jù)新發(fā)現(xiàn)的文物和史料。不斷修正自己的錯誤，尋求更合理的結論，《上海市大陸部分的海陸變遷和開發(fā)過程》是其中較晚的一篇。但到1982年譚其驤整理舊著時，又發(fā)現(xiàn)了自己的失誤和片面之處，寫了一篇數(shù)千字的后記。近年來，對這一問題的研究又有新的進展，如果譚其驤在世的話，相信他還會不斷修改自己的結論，所以我深信收錄這篇《后記》是符合他的意愿的。最后的一篇《上海得名和建鎮(zhèn)的年代問題》并不屬歷史自然地理，但因與前面兩篇有關，在上海史研究中又有重大意義，所以就編于《后記》之后。

　　譚其驤（1911―1992），歷史地理學家，原籍浙江嘉興，生于遼寧沈陽。1932年畢業(yè)于燕京大學研究院。復旦大學教授、中國歷史地理研究所所長。他倡導研究歷史地理，培養(yǎng)專業(yè)人才，為中國歷史地理學學科的建立和發(fā)展作出了貢獻。譚其驤是中國地理學會的發(fā)起入之一。他長期從事歷史疆域政區(qū)地理的研究，主編并主持修訂了《中國歷史地圖集》，集中反映了中國歷史地理研究的成果。他對歷史自然地理的研究有獨特的見解，如對歷史上黃河河道的變遷及多災的原因、歷史時期洞庭湖和鄱陽湖的變化、海河水系的形成和演變、上海地區(qū)成陸的過程等都有深入的研究等，都具有重大的理論價值和現(xiàn)實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