飛回的孔雀——袁昌英

　　就在小小報名插隊的頭一天，一封加急電報自醴陵來：“母故速來醴”。這封電報給我的感受，我已記不清，也不想再去回味。只記得，我沒有哭，哭不出。萬種紛亂無序的感覺中，有一種感覺是明確的：她解脫了，再也沒有什么能傷害她。我只回了一個電報：“因病不能去立即安葬余候信。”收到電報的次日，4月30日，星山的信來了。信很長，是在母親去世幾天前寫的（這信我后來轉寄給了弟弟，但他沒有退還我，我便失去了這封重要的函件）。大意是：上級機關研究了母親的問題，為她落實了政策，定為人民內部矛盾。正式文件尚未下達，但已個別通知了她。母親聞訊異常高興，說：“現(xiàn)在我自由了，可以去靜遠那里了?！庇终f，母親患了感冒，正延醫(yī)治療。僅僅幾天，她的病情轉重，帶著美好的愿望離開了人世。彌留時，身邊竟無一人。命運捉弄人，真是無所不用其極。當我以為一切痛苦、折磨、憂慮、打擊、悲傷、災難，都已成為過去，再也不可能加害于我們時，最殘酷、最獰惡、最歹毒的一擊，竟落了下來。我不明白，為什么偏偏在她重獲自由之時，當她苦熬了七年，盼到了與親人團聚安度晚年的機會時，死亡向她伸出了魔爪！為什么在我終于能夠以加倍的溫存體貼，補償她所遭受的一切磨難，哪怕一年，哪怕只有半年，讓她帶著微笑，在親人的懷抱里走完人生的苦難歷程，——恰在這時，斬斷了一切希望，剝奪了補救挽回的一切可能！多么殘酷，多么獰惡，多么歹毒！這回我哭了，哭得五臟六腑都要翻倒出來。我哭，不是在接到她的死訊時，而是在接到她的“喜訊”時！母親去了，她永遠安息在外祖父的腳下，再也不為人間的悲歡離合所苦。留下了我們，承受這永恒的悲哀，終生的遺恨。一年后，母親的存款一萬二千元解凍。我從中撥出一千元贈星山家，四千元贈駱家坳生產隊，他們用這錢買了一臺手扶拖拉機。袁昌英號蘭紫，是外文系的戲劇教授，她大概是英國又是法國留學生，因為除了教兩門戲劇之外，她還教一門法文，她是屬于嚴師型的，教書極其認真負責，幾乎不茍言笑，但是在另一方面，她又是一位極富于感情的人，對學生愛護備至，我記得在同系同學王夢蘭的追悼會中，她在致悼詞的時候，老淚縱橫，泣不成聲。戰(zhàn)后，我有意回母校教書，那時系主任是吳宓先生。吳先生不認識我，一切都是袁教授安排妥當?shù)?。我是在二年級讀“近代戲劇”開始受業(yè)于蘭紫女士門下的。說到袁女士受聘擔任戲劇教授，有一段掌故似乎必須一提：武大初期，聞一多擔任過文學院長，為時甚暫，好像只有一年。后來就由陳通伯先生擔任，一直到抗戰(zhàn)開始之后兩年。陳氏在物色戲劇教授的時候，他的好朋友徐志摩推薦一位曾在北平師大教過英文，翻譯了英國喜劇家《貝里全集》的某君。陳氏乃按址造訪，接淡之下，發(fā)現(xiàn)此君雖然翻譯過《貝里全集》，對歐美戲劇的全局，知識并不廣，更說不上有深度。在談話中，當然也觸及此君役有去過歐美的事，結果是料想得到的：礙難延攬。然此君為此事對通伯先生恨了一輩子，一有機會就大加攻擊，而且總是在“不是歐美留學生”的題目上兜圈子，好像對方“只重衣衫不重人”，若在今天，大約可以用“歧視”的罪名，訴之于官司了。袁氏受聘為戲劇教授，除去因為她在英國、法國研究戲劇之外，還有一個“近水樓臺先得月”的地理因素。她的夫君楊端六先生是貨幣與銀行學的權威學者，在武大做過一段時間的法學院長，也是英國留學生。武大初創(chuàng)時代的幾位臺柱都是留英的學者。地利加人和，再加學養(yǎng)，袁氏之外，實在不作第二人想。那位未出國門一步的貝里專家，對通伯先生只有懷恨了。“近代戲劇”是外文系二年級的必修課程，不外選一些易卜生、梅特林克、蕭伯納、契可夫、莫里哀等人的劇本來研讀分析。我起初頗嫌她的進度太慢，因為她常用圖解來討論一個劇本的結構，有些是屬于極基本極淺近的知識，她還是詳加解釋，不厭其煩。我何以不逃她的課，若加以無情的分析，完全是虛榮心的驅使。袁教授除去在課堂上講解以外，規(guī)定每人課外作業(yè)好像是每個月一定要交一篇讀書報告。指定的讀物多半是正在講解的這位戲劇家的其他劇本。我一向喜歡話劇電影，中學畢業(yè)輟學一年家居的時候，偶爾還寫些劇評影評，投給上海的報紙，換取微薄的稿費，再去買戲票，因此我細讀一本劇本寫出來的報告，在格局上大約與初次接觸到西洋戲劇的大二學生迥異，每次蘭紫女士在發(fā)還報告的時候，總是不惜以最美麗的字眼恭維我的凡品，虛榮之心，人皆有之，我豈能例外？她閱卷批改極其謹慎詳盡，報告交進去之后，可能一星期也可能兩三星期才發(fā)還，我不愿失掉受恭維的殊榮，只有準時上課等待夸獎，哀老師說話湖南口音甚重，把我的學名“鴻藻”二字總是念成“焚草”。一位較我略為年長的同學，對我的“不虞之譽”，不免悻悻然。某次在上課前，他慨乎言之曰：秦始皇“焚書坑儒”，我們這兩堂課，非要聽到焚草如伺如何不可，真是“焚草坑人”了。袁教授在三年級教我們“歐洲戲劇沿革”。第一學期全教希臘悲劇，我們在神話方面底子太差，所以師生之間彼此都很吃力。我寫阿斯基勒司、索佛克里斯、尤里匹迪斯劇本的讀書報告，自然不如寫易卜生、蕭伯納等人作品那么得心應手，但是這并無大礙，蘭紫老師還是繼續(xù)夸獎下去，同學中有人稱她為“印象派大師”，并且舉出例子說，比我們高一兩班誰和誰，即使在考卷上畫幾個圈圈，也準拿甲等。這當然是言過其實，不過對我而言，至少是有一部分屬于印象分數(shù)。后來因為我病體支離，我想還有一部分是同情與鼓勵的分數(shù)。她和另一兩位老師，都深怕我會“英年早逝”的。袁昌英教授的著作不多，我讀到的僅限于《孔雀東南飛》（劇本）、《山居散墨》（散文集）和另外一些零星文字。有一篇挖苦洪深寫的“趙閻王”，因為好些地方完全是抄襲“瓊斯皇帝”。一開頭她說“瓊斯皇帝”并不是“趙閻王”的老子，而“趙閻王”竟然是“瓊斯皇帝”的兒子，是比較有趣的一篇。大體上說來，她也和一般的學者一樣，寫文章能“重”而不能“輕”，求“輕”的時候，反而顯得費力。朱孟實先生也是同樣的情形。她是學者，外國文學研究家，藝術史家。早在二十年代末就著有《法蘭西文學》（1929年，編著叢書，商務印書館），以后又陸續(xù)向中國讀者介紹莎士比亞、易卜生、哈代……四十年代又寫了《法國文學》（1944年，商務印書館），此外，還著有《西洋音樂史》等。她是大學教授，在講壇上講了幾十年的戲劇、法文、希臘神話、希臘悲劇、莎士比亞和歐洲近代戲劇等課。她是作家，寫有戲劇集《孔雀東南飛及其他獨幕劇》（1930年，商務印書館），劇本《飲馬長城窟》（1947年，正中書局），散文集《山居散墨》（1937年，商務印書館）、《行年四十》（1945年，商務印書館）以及小說《?！返?。她是翻譯家，譯有法國劇作家的劇本《瑪婷，痛苦的靈魂》（1930年，商務印書館）等，還用英文寫成《中國愛國文學》。她叫袁昌英，字蘭子、蘭紫?！?/di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