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宗教論集

　　本書是二十世紀中國史學名著中的一冊，收入了白壽彝先生所著的《民族宗教論集》全冊，書中反映了他在學術(shù)上多方面的卓越成就。書中除收錄原文外，還附有詳盡的譯文。本書內(nèi)容全面，融科學性、理論性、史料性及可讀性為一體，讀者將會在閱讀中看到中國史學發(fā)展的歷程，非常值得一讀。本書是作者60余年來所寫的關(guān)于民族和宗教的論述的選集，內(nèi)容廣泛，思想弘搏，在史學界和整個社會都產(chǎn)生了及其重要的影響。書中論述了民族史與中國史的關(guān)系，中國歷史上民族關(guān)系和疆域，民族關(guān)系的主流問題等。白先生用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的理論和方法為中國學術(shù)研究指明了如何看待民族關(guān)系趨勢的本質(zhì)和方向，告訴我們?nèi)绻\用唯物史觀去分析和研究中國民族關(guān)系的發(fā)展及其規(guī)律問題。

　　白壽彝，男，河南開封市人。1909年4月出生于一個商人家庭，早年就讀于開封市后安德烈學校、上海文治大學、河南中明大學，1929年考入北平燕京大學國學研究所，攻讀中國哲學史。后來擔任了禹貢學會和北平研究院歷史研究所的編輯。1937年，他參加了顧頡剛組織的考察團，到綏遠、寧夏、甘肅等省區(qū)進行了民族、宗教、農(nóng)田水利等方面的考察?？箲?zhàn)期間，他曾先后在桂林達成師范任教，在重慶中央大學、南京中央大學擔任教授，主編和編輯過《蓋世報》副刊、《邊疆》半月刊、《星星》半月刊、《文訊》月刊等。新中國成立以后，他應聘在北京師范大學任教，長期擔任歷史系主任。曾歷任中國民盟北京市盟委常委、中國回民文化協(xié)會副主任，中國伊斯蘭教協(xié)會副主任、國務院學位委員會委員、國務院古籍整理規(guī)劃領(lǐng)導小組成員、國家教委全國高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指導委員會副主任、中國史學會理事、中國教育學會歷史分會會長、中國民俗學會會長、中國少數(shù)民族五套叢書編委會副主任、中國大百科全書民族編委會顧問、北京師范大學史學研究所所長、古籍研究所所長等社會職務。自壽彝1956年加入中國共產(chǎn)黨，是黨的十大代表、十三大列席代表。從1956年起，他連續(xù)當選為第三、四、五、六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第四、五、六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委員，五屆人大民族委員會副主任、法制委員會委員，六屆人大民族委員會委員。白壽彝對中國史學研究、伊斯蘭教史、回族史以及有關(guān)學科領(lǐng)域的研究作出了具有開拓性質(zhì)的重大貢獻。1937年出版了我國第一部也是僅有的一部《中國交通史》（中國文化史叢書第1輯，上海商務印書館），后被日本文學家牛島俊作翻譯為日文在日本國出版。1987年河南人民出版社予以再版。3D年代至40年代，先后在《禹貢》、《西南邊疆》等刊物上發(fā)表了一批研究伊斯蘭教史和回族史的重要論文、著作，如《從怛邏斯戰(zhàn)役說到伊斯蘭教之最早華文記載》、《宋時大食商人在中國的活動》、《元代回教人與回教》、《賽赤丁瞻思丁考》、《柳州伊斯蘭與馬雄》、《中國回教小史》等，這批著述1983年結(jié)集為《中國伊斯蘭史存稿》由寧夏人民出版社出版。建國初期，參加了由中國史學會主編的《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的總編輯工作，并親自編了《叢刊》等4種《回民起義》（全四冊，1952年由上海神州國光社出版），是回族史學研究工作者必不可少的一部大型工具書。1952年他與郭沫若等一起參加了中國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的籌建工作，擔任研究員。1958年寧夏回族自治區(qū)成立前夕，他主持編寫了《回回民族的歷史和現(xiàn)狀》，是新中國成立以后第一部全面介紹回族歷史和情況的著作。1978年他又指導修改了《回族歷史》，在寧夏回族自治區(qū)成立20周年之際出版。近年來，他除主編了《回族人物志》（元、明兩冊已由寧夏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編寫外，還出版了《中國通史綱要》、《中國史學》兩部重要著作。白壽彝曾出訪過阿爾及利亞、埃及、科威特、日本、蘇聯(lián)、伊朗、伊拉克、敘利亞、巴基斯坦等國家，擴大了我國對外特別與伊斯蘭國家的文化交流。他治學嚴謹，精心育人，為我國史學界和教育界培養(yǎng)了大批人才。白壽彝作為著名的歷史學家、伊斯蘭史和回族史學家、教育家，還為回族民間文學的記錄與保存作出了重要貢獻。1929年5月，他收集的《開封歌謠集》由廣州惠愛文化印刷公司出版，對其中的一些作品，明確注明是回族族屬。1930年初，赴云南調(diào)查，寫了《滇南叢話》，記載了一批重要回族民間傳說故事和民俗資料。1936年他編輯的《禹貢》半月刊“回教與回族專號”上，發(fā)表了有關(guān)同治年間陜甘寧回民起義的傳聞、傳說《陜甘動余錄》，一直是研究西北回族起義的重要史料。白壽彝對回族民間文學資料的記載和使用有著自己的風格和特點。其一，注重于歷史價值。他在1952年編《回民起義》時將《陜甘劫余錄》收入其中，并加按語說：“這篇記錄的內(nèi)容，都是得之的傳聞，難免沒有口述者記憶錯和筆錄者聽錯寫錯的地方。但這總是回民自己的材料。這對回民起義史料說，是難得的?！边@是對自己記錄、使用回族民間文學資料目的和意義的概括。在《回族簡史》中多處引用民間歌謠、諺語作為佐證。其二，富于民族感情。白壽彝搜集記錄回族民間文學資料，總是洋溢著對本民族文化遺產(chǎn)的一種深沉的感情。如在《滇南叢話》中說明蔡老師祖故事的出處時說：“予得之沙竹軒阿衡。阿衡，昆明南城寺之教長，最嫻于滇中我教之故實者也?！睂€別傳說中有美化左宗棠的地方，則指出：“口述者對以左宗棠為首的劊子手們并沒有正確地認識”，表示了一種惋惜的心情。其三。記錄忠實于原作。白壽彝在3O年代記錄的回族民間文學資料，大都有出處，包括講錄人、筆錄人、流傳地區(qū)以及講述人的身份等。有的雖用半文言記錄，仍然保持了一定口語習慣。至于如編輯《陜甘劫余錄》，許多語言完全保持了西北人口述故事傳說的面貌，增強了傳說的真實性和感染力。白壽彝對本民族民間文學的高度重視并始終放在較高的地位加以肯定、運用，這種現(xiàn)象在回族文化史上是少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