進入21世紀，這樣的電影文化戰(zhàn)略將不再是可能、有效和正確的了。一方面，純粹的好奇將隨著不斷地重復再現(xiàn)而降低興趣的程度；另一方面，被這一批民族電影所塑造起來的中國形象，與真正的中國現(xiàn)實也在逐步拉開距離。更重要的還在于，正在加快邁向全球化步伐的中國，需要一個全新的形象呈現(xiàn)在世界面前。僅限于張揚民族文化的邊緣狀態(tài)和獨特個性，必然導致電影創(chuàng)作更多地朝向歷史傳統(tǒng)去尋找和發(fā)掘文化資源，民族電影的文化形態(tài)不可能不顯出一種古老和陳舊的面貌。這正是一大批第五代導演的創(chuàng)作追求最終達到的文化后果。長期以來，電影評論界只是從民族自尊和自信的角度去對他們向西方的邀寵提出批評，沒有注意到這不僅僅是表現(xiàn)形式的問題，其中更包含著一種普遍的審美價值取向，這就是為了充分顯示民族文化的個性，不得不跟著去肯定張揚那古老和陳舊的東西，在近年里一批第六代導演的影片如《那山、那人、那狗》、《洗澡》、《回家過年》、《美麗新世界》中，傳統(tǒng)的鄉(xiāng)村、民間、底層、家庭仍然一再成為青年一代固守或回歸的精神家園，而現(xiàn)代的南方、都市、生意場則是嘈雜、混亂、邪惡、無情的。改革開放二十幾年，中國民族電影仍然沒有擺脫建立在自然經濟背景下的那些思想感情。在傳統(tǒng)與現(xiàn)代的沖突中，仍然把同情與贊美賦予那些歷史更為久遠的方面。這種集體無意識對于電影人的潛在影響和有力支配，無形中局限了他們的視野和觀察力，當現(xiàn)實中更多的鄉(xiāng)村農民涌向南方都市去尋求新的發(fā)展，然后帶著資金、技術和經驗返回家鄉(xiāng)、建設家鄉(xiāng)時，年輕一代的電影人卻仍在為那些逐步消逝的審美感情高唱挽歌，追求著寧靜致遠的審美境界，這不能不說是一個怪現(xiàn)象。這一批新生代導演的代表性作品一再地走向世界．也就在繼續(xù)著他們的前輩所塑造的那個民族國家的傳統(tǒng)形象，加強著西方對于中國的一貫想像。在“越有民族性才越有國際性”這樣的傳統(tǒng)觀念支配下，更多的導演滿足于發(fā)掘民族文化中那些更富于傳統(tǒng)色彩的題材和內容，滿足于拍奇觀式的民族電影給西方看。電影創(chuàng)作狹窄的民族視野妨礙著民族電影不斷擴大自己的交流范圍，也局限了對所表現(xiàn)的題材去作更為深廣的審美涵蓋。到目前為止，還沒有一部中國影片有意識地對全球性、全人類性的問題表達自己的關注。農村教育、婚姻愛情、市場經濟、反腐倡廉，大都是對本民族國家才關注的問題就事論事，很少能以小見大，從獨特的社會問題中揭示全球性、全人類性的普遍本質。在張藝謀的《我的父親母親》中，母親還是那種古老而美麗的情感符號，還是表現(xiàn)中國女性獨有的傳統(tǒng)美德和含蓄而執(zhí)著的愛情追求。雖然影片拍得美不勝收，但也僅是如此而已。然而，在阿爾莫多瓦的《關于我的母親》中，那個母親卻在為器官移植、兩性人、愛滋病這些關系到人類未來前景的問題奔波和忙碌。她在這些問題上所表現(xiàn)出的關注擔憂、包容性、仁慈心，使得她更像一個大地之母的形象，有著更強的概括力，得以在不同民族和國家的觀眾那里產生情感回應和審美認同。這樣的文化視野，這樣的精神高度，顯然是張藝謀有所不及的?！蛾P于我的母親》仍然顯示出西班牙電影富麗而熱烈的民族風格，但它卻不僅僅滿足于狹窄的民族文化層面，同時面向全人類的未來，關注全球性問題，主動參與國際間的文化對話。在這個方面，張揚的《洗澡》就顯得和張藝謀的《我的父親母親》有所不同。盡管澡堂文化仍然帶有非常鮮明的民族文化特色，盡管在影片中南方都市仍然被視為與傳統(tǒng)文化相對立的“他者”，但主人公大明對自己弱智的弟弟態(tài)度的變化，卻包含著可以和西方構成一種對話的人權主題。在《洗澡》中，民族文化的層面和全球文化的層面是共生的，傳統(tǒng)和現(xiàn)代雖然存在著沖突，但發(fā)展的趨勢則表現(xiàn)在大明最終決定不顧妻子的反對把弱智的弟弟帶往南方的都市。從來，文化的生命力就在于它持續(xù)建構的可能性。如果不能發(fā)展自己新的文化層面，仍然僅限于把民族的傳統(tǒng)文化視為電影文化的全部，勢必很難適應不斷變化的文化環(huán)境。對中國民族電影來說，在全球化的進程中所缺少的正是這個嶄新的更有超越性的層面。當中國正在加快邁向全球化的步伐時，民族電影還停留于在世界面前塑造一個古老的、傳統(tǒng)的民族國家形象，還把對全球性、全人類性的關注排除在自己的視野之外，未免令人有背道而馳的感覺。伴隨著一部部影片在國際各大電影節(jié)上的頻頻獲獎，中國民族電影的國際地位、影響力和關注度都在大幅提升。這個勢頭在近年里不僅沒有消失，而且正在向更年輕和更眾多的導演那里擴展。最近，張元、王小帥、張揚、賈樟柯等年輕導演又接連獲得國際電影節(jié)大獎，表明這已經不是一種個人行為，而是中國民族電影的整體實力和廣泛影響正在催生一種放大的效應。然而，更多的人只是滿足于對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的沾沾自喜，卻沒有認識到其中包含著的文化資源以及市場拓展的可能?！把矍蚪洕弊罡挥趩l(fā)性的一點恰恰在于：更高的關注度是如何影響著市場的占有，并最終轉換成經濟上的收益的。近年來，西方的電影商人開始盯上中國民族電影這塊肥肉。一些在國際上產生巨大反響的中國影片被西方的公司代理發(fā)行，開始為他們創(chuàng)造可觀的利潤。好萊塢更是形成了一股“中國熱”：“這種‘熱’以兩種形式出現(xiàn)：一種是中國人自己拍的片子滿腔熱忱地涌入好萊塢；另一種是好萊塢自己熱火朝天地去拍中國或跟中國有關的東西?！雹俸萌R塢的“中國熱”并不是中美關系修好，美國向中國表示親善的產物，而是中國民族電影的國際聲望與關注度的日益提高，讓好萊塢看到其中所包含的無限商機。除了香港的武俠片、黑幫片、槍戰(zhàn)片的諸多商業(yè)優(yōu)勢被好萊塢所利用之外，港臺的電影人如李安、吳宇森、周潤發(fā)、成龍等也先后被好萊塢所吸納。最近，李安的《臥虎藏龍》因其典型的民族文化風格和好萊塢電影風格的重組，正在為好萊塢贏得高額利潤。另一個大動作則是陳凱歌被米高梅公司請去拍攝投資數千萬美元的好萊塢大片《溫柔地殺我》。好萊塢為陳凱歌配備了一流的創(chuàng)作班底，提供雄厚的資金，日本聽說是陳凱歌導演的，已出資450萬元買了版權，其他國家的購片事宜也正在進行中。②好萊塢對陳凱歌的特別青睞，與港臺的電影人被好萊塢所吸納沒什么不同，也是看到陳凱歌作為一個具有國際影響的電影藝術家，其所具有的為自己賺錢的潛力。各種優(yōu)惠條件的提供只出于一個目的，這就是以這些具有票房號召力的東方人去賺更多的東方人或西方人口袋里的鈔票。在中國，民族電影的輸出更多地只被當作賺取國際獎項的藝術資本。不少人對中國電影參與國際電影市場競爭的能力表示懷疑，甚至提出所謂的“內向化：，認為“中國作為第三世界民族的處境沒有產生全球性電影工業(yè)的基礎和條件”。③短視地看，這個意見似乎切合實際、言之成理，但制定中國民族電影的文化戰(zhàn)略究竟應該從現(xiàn)實的基礎和條件出發(fā)，還是應該從文化環(huán)境的變遷和自身的發(fā)展趨勢出發(fā)，這是一個關鍵。時至今日，民族電影進入全球化的語境已經是不爭的事實。這不僅表現(xiàn)在好萊塢大片對國內市場的占領，也表現(xiàn)在民族電影的國際競爭力和跨界拓展的實際可能。不管是否愿意，中國民族電影已不再能夠關閉門戶，只允許自己拍電影給中國的觀眾看了?；A薄弱也罷，條件不夠也罷，都不可能阻擋這個總體的趨勢。如果僅僅看到基礎和條件的問題，重新讓自己龜縮在國門以內，這不僅做不到，而且也不能和整個國家的發(fā)展采取統(tǒng)一的步調。滿足于這樣的基礎和條件，結果就是不能把它放置于新的文化環(huán)境，使它在經受各方面沖擊的同時得到進一步充分的改善。更何況從長遠來看，中國民族電影迫切需要制定一套正確、有效的文化戰(zhàn)略，好好規(guī)劃一下自己的未來發(fā)展。眼中只看到過去的基礎薄弱和條件不夠，而沒有看到在國際上的影響力和關注度的急速提升，把已然出現(xiàn)在眼前的發(fā)展機會重新拱手讓出去，這難道真的是一件值得慶幸的事情？中國民族電影的跨界拓展當然不可能是一蹴而就的，問題在于確定方向。在這個方面，香港電影給我們提供了一個借鑒的榜樣。香港電影的本地市場過于狹小，發(fā)展空間不大。80年代初，香港以新藝城、嘉禾、寰亞為首的大公司，就已經開始進行與其他地區(qū)的合作拍片，在日、韓、亞洲等地作市場推廣，但這個工作一直到90年代才見成效。①今天，香港電影的國際影響已經遠遠超出了亞洲的范圍，甚至在好萊塢那里得到非同尋常的青睞。當我們?yōu)樗某晒豢诜Q贊時，不要忘記其艱苦的努力是從20年前就開始的。如果香港電影也像我們的一些評論家那么短視，以所謂的基礎和條件為由來為自己的無所作為開脫，那么香港電影可能有今天嗎？過去，中國民族電影根本很難打入西方的A級電影節(jié)，現(xiàn)在不僅打進了，而且取得了很大的成績，贏得了很高的關注。至于商業(yè)電影市場，個別影片也開始進入了，好萊塢大公司已經明顯看好華語電影的市場前景，難道我們自己還不應該有所醒悟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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