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個火槍手

　　大仲馬有句名言：“歷史是什么？是我用來掛小說的釘子。”《三個火槍手》正是掛在1625年到1628年這段法國歷史的釘子上的一部優(yōu)秀小說。當(dāng)時，以天主教為主的法國開始了宗教改革，由此，新教勢力日益強大，并占據(jù)了不少城市，形成國中有國的局面。為了法國的統(tǒng)一和政權(quán)的鞏固，1625年，紅衣主教親自指揮軍隊攻下了新教的最后一個堡壘——拉羅舍爾城，從此剝奪了新教的政治特權(quán)。這段歷史是當(dāng)時法國重大的政治事件，小說以它為背景，自然會引起讀者的極大興趣。但是，作品卻不拘泥于歷史，把歷史中出現(xiàn)的事件和人物加以升華，演化成了一部波瀾壯闊、激動人心的文學(xué)巨著。本書的主人公達爾大尼央和一些主要人物都有原型。有一個小說家叫庫蒂茲，曾出版過《國王第一火槍隊副隊長達爾大尼央先生回憶錄》，作品中的達爾大尼央、特雷維爾、博納希厄太太、米萊狄和三個火槍手的名字，都和《三個火槍手》中的主人公的名字一模一樣，只不過他們的身世和故事有所不同。因此，嚴格說，《三個火槍手》實際上是一部經(jīng)改寫的小說，但是，它凝聚了作者的智慧和才華，無論從內(nèi)容還是藝術(shù)上都大大地勝過了原作。由于《三個火槍手》是作者應(yīng)報社所寫的連載小說，因此，它的顯著特點是：開門見山，情節(jié)生動，對話有趣，而且每段都留下一個懸念，以引起讀者欲罷不能的閱讀興趣。大仲馬不愧是大手筆，他把許多既有密切聯(lián)系而又獨立成章的小故事編織在一起，如白金漢和王后的愛情、阿多斯的不幸婚姻、費爾頓的受騙上當(dāng)、達爾大尼央和米萊狄的糾葛……使它們組合成一個完整的驚心動魄的事件。《三個火槍手》的主要文學(xué)成就，在于它塑造了一系列血肉豐滿的人物形象。達爾大尼央的機智勇敢、重朋友之情，阿多斯的處事老練、嫉惡如仇，波爾朵斯的粗魯莽撞、愛慕虛榮，阿拉密斯的舉止文雅、靈活善變，米萊狄的年輕美貌、心狠手辣，紅衣主教的深不可測、陰險奸詐，博納希厄太太的純真善良以及她丈夫的愚昧可笑的性格都活生生地躍然于紙上，表現(xiàn)得恰到好處，淋漓盡致，具有很高的審美價值。作品雖然屬通俗小說，但是，文字相當(dāng)講究，華麗而不艱澀，風(fēng)趣而不粗俗。作品從不同角度或多或少地反映了當(dāng)時的社會現(xiàn)象，揭露了統(tǒng)治階級人物之間的偽善關(guān)系，也是它至今仍有生命力的一個重要原因。

　　亞歷山大·仲馬（1802—1870），父親托馬·亞歷山大是法國的大將軍，立過赫赫戰(zhàn)功，后失寵于拿破侖，被迫退役，死于1806年。父親死后，他一家人的生活趨于艱難，十五歲那年，他被送進一家公證人事務(wù)所當(dāng)辦事員。在那段時間里，他閱讀了大量的書籍，并在朋友的影響下，萌發(fā)了當(dāng)作家的念頭。1823年，他來到巴黎，次年7月有了個兒子，并取了個和他一樣的名字，叫亞歷山大·仲馬。為了以示區(qū)別，后人稱父親為大仲馬，稱兒子為小仲馬。小仲馬的長篇小說《茶花女》是不朽之作，他在文壇上和父親齊名。大仲馬最初的作品沒有什么影響，直至1829年他的劇本《亨利三世和他的宮廷》在巴黎上演，才獲得了巨大成功，開始在文壇上走紅。他寫作勤奮，每天工作十幾個小時，一生寫了五十五個正劇、三個悲劇、二十三個喜劇、四個通俗劇和三個喜歌劇。盡管他的劇作很多，但是，他在文壇上的知名度還不高。《三個火槍手》在1844年問世后，才奠定了他作為歷史小說家的地位，從此聞名于世界文壇。他的小說數(shù)量十分驚人，多達五百卷，出名的還有《基督山伯爵》、《瑪戈王后》、《紅屋騎士》、《蒙梭羅夫人》等等。其中有不少作品，是他和歷史教師奧古斯特·馬蓋等人合作寫成的。大仲馬一度熱衷政治，致力于議會競選，但是最后失敗了。接著，他創(chuàng)辦過《月報》、《火槍手》晚報，但好景不長，都因經(jīng)濟桔據(jù)而先后停辦。1860年，大仲馬被意大利民族解放運動的領(lǐng)袖加里波第任命為文物總監(jiān)。他不領(lǐng)會當(dāng)權(quán)者的意思，提出了許多政治主張，結(jié)果，自然成為不受歡迎的人物，于1863年懷著無比懊喪的心情回國。大仲馬為人豪爽大方，生活奢侈放蕩，曾花巨款建了豪宅“基督山城堡”。他慷慨好客，揮金如土，所以，雖收入豐厚，最終卻入不敷出，后來這座豪宅不得不以低價拍賣，用以抵債。1870年12月5日，一代文豪大仲馬在諾曼底省一幢海濱別墅——他兒子的家里，與世長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