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俠劍

　　武俠小說是中國文學的重要組成部分，源遠流長，有著悠久的發(fā)展歷史。早在先秦時期，隨著奴隸制度的解體和封建城市經(jīng)濟的發(fā)展，社會上出現(xiàn)了一個特殊的士人階層，他們依靠自己的技藝——或文韜武略，或彈琴吹簫——在社會上謀生。特別是當時諸侯紛爭，各路諸侯招攬門客，盛行養(yǎng)士之風，更促進了士階層的發(fā)展。在士階層中，以儒、俠兩家最有號召力，韓非在《五蠹》篇中，就把二者并列，稱“儒以文亂法，俠以武犯禁”，留下了有關(guān)“俠”一詞的最早記載。儒生以思想左右人們，俠客以武勇抱打不平。后者在專制社會，無疑對普通人，特別是下層勞動人民，最有吸引力。從某種意義上講，他們使蕓蕓眾生有了理想、期待和盼望有了當苦難和不平壓過來時活下去的勇氣和信心。正因如此，伴隨著俠客的產(chǎn)生和其作為一個階層的發(fā)展，就有了記載俠客的文字。在先秦史籍中，像《左傳》、《戰(zhàn)國策》中都有關(guān)于俠士行俠仗義的記載，它們?yōu)槲鋫b文學提供了生活原型，堪稱武俠小說的濫觴。西漢，司馬遷有感于身世的不幸，文人的無能，以切膚之痛，用血淚之筆，為游俠、刺客立傳，歌頌游俠“其行雖不軌于正義，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諾必誠，不愛其軀。赴士之阨困，既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蓋亦有足多者焉”，從而為武俠文學確立了“義”的基調(diào)。無義不能配稱俠，無俠不足揚義，這是中國武俠小說自始至今一直貫穿的主導(dǎo)思想。東漢末年產(chǎn)生了被稱為“古今小說雜傳之祖”的《燕丹子》，贊揚荊軻言必信、行必果，不惜性命，刺殺秦王贏政的事跡，具有濃厚的文學色彩。唐人始有意為小說，武俠小說也在唐代成熟，在唐傳奇中占有相當大的比重，像《虬髯客傳》、《聶隱娘》、《紅線》、《無雙傳》等等，都？翹拼嬤械納銑酥鰲Ｋ撬茉斕慕Ｏ佬蝸?，矇墨窂某另炂代删l岫床話駁牟嗝媯椅笫懶糲鋁宋湎佬∷檔墓饣苑侗競頭岣蛔柿?，提供两z勺始璧囊?guī)脵稍~侄?，影蠣F?，直至臍ぐ?？武俠小說自從唐代正式登上文學殿堂以后，就以獨特的文化蘊味和審美情趣爭得自己在文學百花園中獨樹一幟的地位。宋之話本、明清之章回小說，都產(chǎn)生了許多優(yōu)秀的武俠小說，像在小說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水滸傳》，就是最優(yōu)秀的武俠小說——當然它的意義已遠遠超出了一般武俠小說本身的涵義。到了本世紀二、三十年代，小說作為文學革命的先聲，其發(fā)展遠遠超出了其他文學樣式，其中武俠小說尤以為甚，形成了所謂的狂潮期，甚至出現(xiàn)了畸形發(fā)展，引起批評家的不滿。然而，其中雖有相當一部分作品由于作家的游戲筆墨和商人重利而缺少藝術(shù)性，但仍有許多作家像向愷然、王度廬、朱貞木、李壽民、宮白羽、鄭證因等創(chuàng)作出許多優(yōu)秀的作品，造就了舊派武俠小說相當燦爛的的局面。50年代，香港、臺灣武俠小說再度繁榮，一時名家輩出，特別是產(chǎn)生了梁羽生、金庸、古龍三位巨星。他們繼承傳統(tǒng)文學中的精華，又吸收引進西方文學的創(chuàng)作技巧，以創(chuàng)作武俠小說為事業(yè)，以提高武俠小說品位為目的。他們經(jīng)過不懈的努力把武俠小說又向前推進了一大步。連以前有偏見和鄙視它的人都不得不正視這樣的現(xiàn)實：武俠文學再也不是登不上大雅之堂的道聽途說、曝日閑談，優(yōu)秀的武俠作品同樣可以躋身于文學名著之列。文學創(chuàng)作的成就不受題材的限制，只要運用典型化的語言，反映了社會歷史現(xiàn)實，刻畫出鮮明的人物形象，顯示出作者對人生、社會、自然的深刻思索，表現(xiàn)出獨特的藝術(shù)風格，都會在文學之林高高聳立，卓爾不群。80年代以來，伴隨著改革開放，港臺新派武俠小說涌入大陸，使沉寂了40年的大陸武俠文學創(chuàng)作重新起步，新人新作不斷涌現(xiàn)，而且出現(xiàn)一大批高質(zhì)量的研究著作。這對總結(jié)武俠文學創(chuàng)作的藝術(shù)規(guī)律，指導(dǎo)閱讀和創(chuàng)作，無疑都有重要的意義。相信不遠的將來，定會有優(yōu)秀的武俠作品出現(xiàn)。武俠小說是一種大眾文化，好的作品必須雅俗共賞，失去了通俗性和廣大的讀者隊伍，武俠小說就喪失了生命力，必然會走向死胡同。但通俗絕不是媚俗，大眾文化也不是低等文化，優(yōu)秀的武俠小說是大俗大雅同熔一爐。其作者應(yīng)是厚積而后薄發(fā)。只有如此，才能受到不同文化層次的各色人等的喜愛。真正做到這一點，可以說很難，非大手筆不能。正因為武俠小說要通俗，要面對大眾，所以還有一個如何提高讀者的藝術(shù)欣賞水平問題。求其上者得乎其中，如何將上上之作推薦給讀者，不但是小說家的任務(wù)，更是出版家和研究者義不容辭的責任。臺灣研究界出版界曾遴選舊派武俠小說幾十種，出版《近代武俠小說名著大系》，為讀者提供經(jīng)典名著，被譽為書界盛事?，F(xiàn)在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獨具慧眼，在讀者開始面對武俠小說思索和求精求細的時候，以大勇氣大魄力推出《中國俠義經(jīng)典系列》，無疑為研究界和讀書界做了件大好事，可謂功高武林，德被讀者，值得大書特書。這一批所選的《兒女英雄傳》、《七俠五義》、《七劍十三俠》等八種、選目精良，代表了清代及民國時期武俠小說的最高成就，配上精確的校點和典雅的裝幀，無愧于“俠義經(jīng)典”四字。書寫清康熙年間，社會動蕩，盜匪橫起，商賈行人，屢遭劫掠。以勝英為首的武林豪杰遂在江寧府設(shè)立十三省總鏢局，以保護商賈行人的安全。他們的行為得到了朝廷的支持，但盜匪卻視其為眼中釘、肉中刺，必欲除之而后快。然而幾次交手，勝英及鏢師們高超的武藝使盜匪們損兵折將，大敗虧輸。于是他們暗中盤算，派人盜取宮中之寶，誣陷勝英，欲借朝廷之手除去勝英?？滴趸实勖鞅媸欠?，對勝英不僅不疑，反而信任有加，并命其緝拿盜賊，追回寶物。勝英遂在眾俠協(xié)助下，與盜匪展開了一系列智與勇的較量。于是便有了打二郎山、蓮花峪、火燒白蓮寺、智取九龍山、棍掃蕭金臺、蕭銀臺、蕭玉臺、五打蓮花湖、收韓秀、擒林士佩、捉九魚二蟹等驚險熱鬧場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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