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元璋傳

　　前后經(jīng)歷二十年，四次易其書，這本《朱元璋傳》以豐富翔實的史料、生動活潑的文筆，將朱元璋從農(nóng)民起義的領袖到封建帝王的一生作了全面闡述。作者不但評價一個歷史人物的功過是非、升降沉浮，更由此為讀者展現(xiàn)了明代初期的歷史畫面。本書前言我寫朱元璋傳，前后經(jīng)過二十年，寫了四次。這是最近重寫的第四個本子。第一個本子叫明太祖?zhèn)鳎霭嬗谝痪潘乃哪炅?；第二個本子叫朱元璋傳，一九四八年八月寫完，第二年四月出版。第一二個本子內(nèi)容都有許多錯誤，有些地方甚至犯了嚴重的錯誤，例如以我自己當時的超階級思想來敘述堅強不屈的西系紅軍組識者彭瑩玉和尚，輕率地根據(jù)不充分的史料，以為他功成身退，贊嘆不絕，認為革命是可從半途而廢，無須革命到底的。這個錯誤的觀點在到了解放區(qū)從后，在理論上得到了啟發(fā)，我承認了錯誤。第二年二月回到北京以后，發(fā)憤重新讀書，果然發(fā)現(xiàn)過去所沒有注意的史料，彭瑩玉是戰(zhàn)斗到底，被元軍所殺的；第二是我那時候不懂得列寧關于國家的學說，錯誤地以為國家機器只是官僚機構和軍隊，比喻為封建皇權的兩個輪子；第三是由于當時對反動統(tǒng)治蔣介石集團的痛恨，以朱元璋影射蔣介石，雖然一方面不得不肯定歷史上朱元璋應有的地位，另一方面卻又指桑罵槐，給歷史上較為突出的封建帝王朱元璋以過分的斥責。不完全切合實際的評價。這些比較嚴重的錯誤，經(jīng)指出以后，第二個本子已經(jīng)在上海出版了。便決意重寫，改正錯誤，但是因為工作較忙，總抽不出比較完整的時間，蹉跎了五年，到了一九五四年四月，才下定決心，擠時間再寫，有空就寫一點，斷斷續(xù)續(xù)，經(jīng)過一整年，才寫完第三個本子。自己明白理論水平低，沒有自信心，油印了一百多本，分送給各方面朋友，請求教益。經(jīng)過了一年多，果然收到許多來信，指出許多缺點和錯誤。第三個本子的主要缺點和錯誤，是對階級關系、階級矛盾、階級分析注意不夠，對朱元璋這個歷史人物的評價也不夠全面。經(jīng)過九年來的學習，有些問題比從前認識得似乎清楚一些了，特別關于階級、階級分析、階領斗爭和歷史人物評價問題，學習得比較用心一些，也寫了一些文章。同時，還有不少讀者寫信來問朱元璋傳早已絕版了，何時可從重版？為了糾正在讀者中曾經(jīng)散布的錯誤論點，還給朱元璋這個歷史人物從本來面目，便趁著病后半休養(yǎng)的機會，作第四次的改寫。從今年二月初開始，每天寫一點，經(jīng)過了兩個月，總算寫完了。重寫這本書的目的，是想通過這個具體人物的敘述了解這個人物所處的時代；通過對這個具體人物的總結，提供對歷史人物評價的標勝、尺度；當然也包括了我自己對這個時代研究的初步認識。盡管我研究這個時代已經(jīng)用去三十年的時間，但是，我所擁有的知識還是很有限的，理論水平則又落后于歷史知識。學習是無止境的，錯誤是不可避免的，期待讀者的批評和指正。此外，還有一個問題值得附帶談一下，那便是這本書中對元末農(nóng)民大起義：農(nóng)民軍的稱呼，紅軍。元末農(nóng)民起義軍為了便于和敵人區(qū)別，友軍容易辨認，在起義時，頭上都包了一塊紅布，當時人叫他們作紅軍，也有叫紅巾軍、香軍的，但就文獻資料而論，紅軍的稱呼是比較普遍的。紅軍的敵人，蒙漢統(tǒng)治階級、地主、鄉(xiāng)紳、儒生則斥罵他們?yōu)?紅寇"、"紅賦"。相反，地主階級所組織的軍隊則自稱為"民兵"、"民軍"、"義軍"或"義兵"、"鄉(xiāng)軍"等等，也有用所著服裝作稱號的，如青軍、黃軍等等。很顯然，"民兵"、"民軍"的"民"，指的是不折不扣的地主，"義軍"、"義兵"的"義"也指的是對地主階極的"義"。順便說一個小故事，一九四一年我在昆明西南聯(lián)合大學任歷史系教授，重慶的"國立編輯館"約我寫一部明史，稿子寫好一部分送去了，隔不多久，原稿原樣退回。稿中附有一個條子："紅軍之起，擬改為'民軍之起'，從下一律照改。東方，一，十四"（這個原稿和這個條子到今天我還保存著，作為紀念。）意思是只要我改一個字，改紅為民，稿子就可以出版了。我當時很發(fā)火，第一是因為國民黨怕共產(chǎn)黨領導的紅軍，連將近六百年前的紅軍都怕，怕得好，就讓你一直怕下去，我寧可不出書，這個字萬不能改；第二，如上所說，"民軍"在當時是地主階級所組織的武裝隊伍，專和紅軍作對的軍隊的稱號，紅軍如改成"民軍"，恰好把兩個敵對的軍隊顛倒過來，紅軍變成地主軍隊了，這真是豈有此理，真是天大的笑話。從這十一個字，我看出了國民黨學棍的政治和學術水平，就此相應不理，這本稿子不出版了。這個小故事對我的印象很深刻，也對我此后的政治生活有積極意義。以此，這本書仍用紅軍這一名詞，我想，讀者是能夠理解的。吳晗一九六四年四月七日于北京。

　　吳晗（1909-1969），浙江義烏人。原名春晗，字辰伯。1934年清華大學畢業(yè)后留校任教。七·七事變后到云南，先后任云南大學和西南聯(lián)大教授。1943年參加中國民主同盟?？箲?zhàn)勝利后回北平（今北京），任清華大學教授，積極從事民主運動。建國后，歷任清華大學歷史系主任、中央人民政府文教委員會委員、北京市副市長、市政協(xié)副主席、民盟中央副主席、中國科學院哲學系社會科學部學部委員、北京市歷史學會會長、全國人大代表、全國政協(xié)常委。曾長期從事明史研究。1957年加入中國共產(chǎn)黨。1965年后，因三家村冤案受到殘酷迫害。1969年10月11日逝世。1979年中共中央批準北京市委的決定，予以平反昭雪。著有《讀史札記》、《朱元璋傳》、《論海瑞》、《海瑞罷官》與鄧拓、廖沫沙合寫《三家村札記》，并主持標點《資治通鑒。、《續(xù)資治通鑒》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