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提要：本書分為上下兩編。上編通過對胡塞爾、英伽登、梅洛－龐蒂、杜夫海納及以普萊為代表的日內瓦學派的現象學理論著述的深入剖析，闡述了20世紀重要的哲學美學流派現象學的理論實質以及在文藝理論方面的主要建樹。下編則通過對狄爾泰的“方法論解釋學”、伽達默爾的“哲學解釋學”、利科爾的文本理論、赫希的“客觀解釋學”等一系列解釋學文論的研究，對解釋學哲學和文藝思想做了體系性的全面探討。片斷：哲學自身的危機使哲學忘掉了“思”之天命，自然主義、歷史主義、心理主義日漸風行，這使得哲學有喪失其科學性的危險。胡塞爾在《作為嚴格科學的哲學》中說“我們的生活目標一般來說有兩種，一種是暫時性的，另一種是永久性的。一種目標是為了使我們自己及同代人生活完美，另一種目標則為了造福于子孫萬代?？茖W是代表一種絕對的、無時間性的價值的稱號”。被胡塞爾當作“嚴格的科學”的現象學，就是這樣一種追求“永久性哲學理想”的事業(yè)。在胡塞爾看來，整個哲學史在“心與物”兩極中搖擺不定：在古代希臘這個歐洲文明的搖藍，已有“自然哲學”與“理念哲學”的對立；在中世紀有唯名論與唯實論的對立；在近代，有經驗主義與先驗主義的對立。哲人們大都陷入心、物二元論，即從一種抽象的、孤立的觀點看心與物的區(qū)別，只有現象學，才把歐洲哲學上的先驗主義貫徹到底，“心”才完全擺脫了“物”而獨立出來，成為一門嚴格的科學。胡塞爾在哲學上反對“心”“物”二元論，而努力尋求絕對的確定性。19世紀末，當尼采竭力擯棄絕對確定性，而追求一種不確定性時，胡塞爾卻反其道而行之，他將對絕對確定性的追求看作是自己生命的意義所在。1906年，他在一篇日記中寫道：“我正由于欠缺明晰而縈繞不散的懷疑而備覺痛苦……我必須贏得明晰性，否則我就不能生活下去了……”①1905年元旦那天，他寫信給老師布倫坦諾說：“……我為自己選擇課題，走自己的路，這么做并非是為了殉道，而是出于不可違抗的必要性……想想看我必須忍受多大痛苦！我不喜歡與那些從不為事業(yè)而生存的邀名逐利者為伍……?！笨梢哉f，尼采和胡塞爾這兩位對20世紀西方思想影響甚大的哲學家，一位從事破壞，另一位從事建設，由此象征了本世紀西方思想界無法調和的沖突。尼采剛一去世，胡塞爾的現象學就宣告誕生了。從此，胡塞爾開始了在意識域和確定性之間建立合理聯(lián)系的哲學構想，并終其一生孜孜以求。哲學的真正任務是尋求絕對真理。胡塞爾說：“作為真正科學的哲學，其目的就在于尋求超越于一切相對性的絕對、終極的有效真理?！钡撬J為，在他以前的哲學家中沒有人能夠提供這種真理，相反，卻在這個問題上制造了許多混亂，從而使整個科學，以至于整個歐洲文明深深地陷入了危機之中。因而，現象學哲學的任務，就在于批判種種有關真理的謬論，為人類提供永恒的絕對真理，以拯救科學的危機和歐洲文明的危機。后記：后記從事現象學和解釋學的研究已經十余年了，至今才寫出這么一本不算厚的著作。這除了教務繁忙等原因外，與自己的學術志趣變化有關。80年代中期，我開始潛心進入現象學和解釋學研究領域，先翻譯了一部書（《文藝現象學》，文化藝術出版社，1992年），然后寫了兩篇專論現象學和解釋學的長篇論文（《現象學》、《解釋學》，載《現代西方哲學思潮述評》，清華大學出版社，1990年），同時，還寫了論狄爾泰、伽達默爾、英伽登、杜夫海納、姚斯的系列專題論文（分別載《西方文藝理論名著教程》下卷，北京大學出版社，1989年，《西方著名美學家評傳》下卷，安徽教育出版社，1990年），當時曾計劃寫成一部書。但80年代末90年代初，我進入后現代文化問題和當代文化理論的研究，也就一度中斷了本書的寫作?，F在這部時寫時輟的著作終于得以完稿，并收入“20世紀西方文論研究叢書”，總算了結了一件心事。這些年，我的學術旨趣發(fā)生了一些變化。我想這僅僅是我知識結構、心理結構和心性視野的內在調整，或我對自我思想的清場罷了。需要說明的是，我關注“時代問題”，但不關注“時尚趣味”，而是關注在當下被遮蔽被遺忘的學術思想和新學術話語的真實根源。因此，關注當代理論僅僅是在“問題意識”層面上的。事實上，努力超越時代和學科領域的制約，不斷揚棄舊的知識結構，尋訪歷史的思想殘片并進行個我問題和歷史靈魂的對話，或許是我個人學術調整的真實意圖之所在。我似乎總不愿服從于現代科層制度將人命定在一個職業(yè)框子中，而是想把自己定位為一位關注當代思想理論問題的意義追問者。我所理解的真正的思想者，是那些對自我反省和批判，對自己問題的前提加以質疑，并對歷史迷思加以懸擱的反思者，而不是一般意義上的文化批評家。因此，學者與時代、學術與自我的關系就是無可避免的。只有不成為歷史的注釋者或時代的傳聲筒的人，才能正當地成為“思想者”。因而，每位學者都無法逃離自我定位問題。在我看來，自我定位問題，主要包括兩個方面：一是自我知識反省。我們這一代既不同于前幾代人，比如“五四”一代，學貫中西，蔚成大家；也不像我們后面一代，時間資源和文化資源都很豐富，可以潛心讀好書。我們是處于時代災難的夾縫中趕上了末班車的一代，被時代的苦難磨掉很多東西，失去了許多寶貴的時間。但同時，時代又給予我們許多可貴的生命財富、許多苦難的饋贈，即對自我知識的審視，對自我“文化身份”的反省。在我們這一代人身上，有明顯的批判意識（大理論意向）、精英意向（但不是精英“主義”），對任何問題不以一種世俗化的、語言游戲的、甚至是權力運作的態(tài)度去看，相反，更多的是強調不斷地向內挖掘而獲得自我的生成，在增加文化資本或更新知識結構基礎上，建構自己的思想地基，為自己的思想正名。因而，在學術中就少了些游戲成分，少了些調侃意味，同時也少了些前幾輩學者的異化中的苦澀感，有一種相對的淡然自在的生命態(tài)度，追求一種雅致而有個性的學術品格，對“平面化”的無價值一般持拒斥態(tài)度。二是自我立場反省。我們這一代處于兩個夾縫中：在治西學時痛感母語在流失，自己的心性狀態(tài)逐漸為西方精神所滲透。尤其是在后殖民時期跨國資本、經濟資本與文化象征資本的“凝視”和“控制下”，第三世界文化處于弱勢時，作為知識分子的當代學人，其身份認同和立場定位更顯示出理論與實踐、心態(tài)與言述的深刻矛盾。如何在引進新的話語機制，激活母語文化的僵化狀態(tài)的同時，又使東方文化精神不失落于這種“引進”之中，實在是有賴于一批真正的學人清明的理性分析和厚重的價值判斷的。在此，自我立場和自我身份界定，成為我們必得正確書寫的文化符碼。但是另一方面，如果不學西方、拒斥甚至放逐西方話語，置西方文化于自我視野之外，又將使我們面對深刻的“闡釋焦慮”，而對這個“現代性”乃至“后現代性”的社會喪失闡釋的權力與可能性，并對文學文本、藝術文本、社會文本乃至整個文化文本都喪失主體的闡釋話語。如果一味地站在中國本位的立場來看問題，又易使人覺得視野不夠開放，相對于“五四”精神而言似乎是在走回頭路。所以，在西方與中國、個體與社會、本土化與全球化之間，如何找到自己的真實身份和價值立場，而不掉進不中不西、不白不黃（香蕉人）的空檔，不使自己處于不尷不尬的境地，的確是一個必得面對的難題。我們關注時代，因為時代曾造成文化的中斷并塑造過我們，同時，我們也對時代作出自己的判斷，因為這種傷痛的歷史記憶將使我們對今天和明天的學術研究產生一種反彈性指認，并對某些歷史迷思和誤讀加以重新厘定。這樣一來，又可能出現一種知識雜糅狀態(tài)，即要么注重學術，要么注重時代，而很難在二者之間找到一種平衡點。不過，我將盡量去作出自己的獨特選擇。對于我的學術選擇，我以為主要基于自己的心性價值判斷。我想，一個人能做什么，不在于他做的是什么學問，而在于他怎么去做；不在于他劃了怎樣一個范圍，而在于他為什么去劃這樣一個范圍。學問就是他內心涌出來的或者是他內心深切感受到必須要解決的個體存在性（本體論）問題，并擴大到社會存在性問題和人類存在性問題才成其為問題。否則，純粹個人的問題將難以成為真正的學術問題。我想說的是，20世紀西方文化理論和文藝理論的研究是相當重要的，這不僅是弄清西方文化語境的問題，也是我們吸收西方現代性經驗和教訓的契機。也許，在充滿虛妄和誤讀的價值平面化時代，我們再也不能無視人類所面臨或將面臨的根本問題，尤其是世界與生命的意義追問（現象學）和意義解釋（解釋學）的重要問題。最后，向山東教育出版社朱曉晨編審和本書責編臧偉先生致以謝意。王岳川1994年秋初稿1997年秋再改本書前言總序王岳川20世紀西方文藝理論流派眾多，大體上可分為：形式主義文論、精神分析文論、現象學文論、解釋學文論、存在主義文論、接受反應文論、后結構主義文論、新馬克思主義文論、女權主義文論、后現代主義文論、后殖民主義文論、新歷史主義文論、文化研究理論等。相對于20世紀以前的文藝理論，20世紀的西方文論有了較大的差異，其表現為以下幾大趨勢：文學理論已不再局限于狹隘的文學自身的內部研究，而是具有了廣闊的文化視野，并同社會學理論、心理學理論、哲學理論、政治學理論、文化學理論關系緊密，吸收其學術文化資源，使自身達到與其它人文社會科學同步發(fā)展的前沿學術境地；實現了理論和批評的話語轉型，無論是現代性問題，還是后現代性問題，都深入到文藝思維和批評話語中，問題意識使得文藝理論在變動不居的時代去多維多向地反觀這個時代，因而出現了流派眾多、思潮迭起的局面；以國際性的眼光來看世界文論的發(fā)展，不管是西方文論還是東方文論，都不可能再局限于某一地區(qū)和國家，而是成為人類共同面對現代性問題和后現代問題的一種理論話語，就此而言，文藝理論已然成為當代思潮中具有國際特性的先鋒話語，一個解讀文化性格、民族文學精神和現代性發(fā)展的重要理論尺度；由大理論到小理論，即從“大寫哲學家”到“小寫哲學家”，從“大寫的人”到“小寫的人”，從“大世界”到“小世界”，從“大歷史”到“小歷史”等，這種由“大”到“小”的學術路數，在后結構主義、后現代主義、后殖民主義、新歷史主義、文化研究等領域獲得清楚的理論呈現；出現了從理性思維向語言學和文化研究轉向的文化策略，同時使話語的呈現方式和言述方式上升到文藝理論的重要地位，使得20世紀文藝理論具有了非體系性、消解性、形式性、非主體性、非理性化和語言轉向、文化轉向等特征；強調文藝基本問題的審理，這類基本問題往往與國家、民族、種族、性別、寫作、文本、閱讀、批評和文化策略緊密相關，這構成了20世紀文藝理論的泛化品格和向文化領域滲透的寬廣視域。就文藝理論而言，20世紀不僅是文藝批評的時代，也是文藝理論建構的時代。因此，我們有可能從中國當代文論建設的語境，來審理所面對的當代西方文論，同時通過對當代西方文論發(fā)生發(fā)展的研究，來更新我們自己的文藝理論思維和話語言說的方式。在后現代和后殖民語境中，我們在研究各種西學“主義”時，有必要弄清其思想文化“語境”，即我們面對的是方法論問題還是本體論問題？這些問題是怎么來的？屬于哪個層面的問題？是新問題還是舊問題甚或舊題新出？是西方的問題還是人類的共同問題？是國家民族的本土問題還是全球性問題？是現代性文論問題還是后現代性文論問題？僅關注當代文化問題還不行，還要找到當代文藝理論的思想“地基”，尋繹到審理文論問題的哲學本體論立足點，進而把握剖析當代文藝問題的方法論新角度。實際上，當代西方文藝理論不僅是當代西方思想學術發(fā)展新問題的表征，也是人類20世紀所面臨的文化轉型的話語處境。漢語思想與西語思想的關系，并非是東西方之間的話語緊張關系，而是在現代性和后現代性問題上的面對人類未來發(fā)展的共同境遇。因此，我們必須關注以下問題：這一個世紀以來尤其是世紀末，受西方影響的中國文論出現了怎樣的問題？形式主義文論、結構主義文論具有何種結構性轉型？精神分析文論在文藝批評中具有怎樣的深度和誤區(qū)？現象學解釋學文論具有怎樣的意向性和意義解釋維度？存在主義文論和接受反應文論是如何強調文學主體性的？新馬克思主義文論和女權主義文論是怎樣從政治詩學角度展開自己的文化批判的？后現代主義使中國文化在思維論和價值論層面為怎樣的“現代性問題”所撕扯？后殖民主義文化理論和文學理論的出現，帶來的關于文化霸權、權力話語、第三世界文化的前景等問題，其學術應答的可能性何在？新歷史主義文論中的“歷史”是主觀的還是歷史事實？歷史在闡釋中是被無意誤讀還是有意誤讀，被解讀為政治意識形態(tài)史、權力話語史，還是文化“稗史”？文藝理論是否能夠創(chuàng)造一個自身相對獨立的體系？文藝這種感性化形式，怎樣在世俗關懷和終極意義關懷之間找到一條較好的聯(lián)通之路？它在既不可能“代宗教”，也不可能成為“欲望的表征”之時，如何確立自己的本體？“文化研究”時代的審美文化、大眾傳媒問題和盲點何在？這些問題，都需要認真地加以審理。就文藝理論研究而言，如果說，哲學邏輯話語是整個文藝理論研究的靈魂而體現出文藝研究的共性的話，那么，一般的文藝理論模式則是文藝研究方法的當代運用，體現出文學研究不同側重點的思想個性，而具體的文藝理論研究則是介于當代文藝理論模式與古代文藝理論研究之間，可以借用一些新方法補充文學研究的方法論?？傊?，“理論模式”是當代西方文論研究的主體部分，它一方面受哲學美學邏輯方法的指導和制約，另一方面又不斷從其它學科吸收新的思想資源，并在具體的文學現象研究中不斷完善自身。因此，在對不同的文學理論模式進行探討時，弄清這一理論的源起及其歷史背景，闡述其重要代表人物的主要思想，指出其理論方法論特征，并通過其理論的具體實踐運用，看其當代意義和局限之所在，就成為了我們的方法論原則。當代西方文藝理論是一個有機的整體，它處在不斷發(fā)展演變之中。理論方法畢竟只是研究西方和中國現代性或后現代性文化藝術的手段，而不是研究的目的。西方文藝理論研究，只是我們探索20世紀文學藝術奧秘的中介形式。沒有凝定不變的文藝理論研究模式，也沒有終極真理的文論體系，真正具有生命力的文藝理論批評方法是隨著實踐和思維的不斷前進而發(fā)展的。因此，研究現代西方文藝理論，有必要把握以下幾個關鍵性問題：在文化理論層面上總體把握當代西方文論的意向性。在文化開放和尋求對話的時代，文藝研究要從當代學術思想話語中吸收精神資源，須具有廣闊的視野和學術眼光。在整個文化藝術話語轉型時期，運用新方法分析作品結構、人物心態(tài)、語碼符號、意義增殖等問題，具有“范式轉換”的重要意義。話語轉型時期的文藝研究，對門類繁多的“新理論”加以具體分析和學術批判，在推動文藝研究的不斷更新和向前發(fā)展的前提下，充分發(fā)揮各種理論的長處，進行多角度、多層面的綜合性研究，可以使文藝研究獲得一種宏觀的視野。分析現代文藝理論需注意其哲學語境和詩學特征。研究文藝理論和批評方法，其目的并非盲目套用西方話語模式或將其“移植”到中國文學研究中，而是力求拓展傳統(tǒng)的思維格局，給當代文學以新的啟示。如果僅僅滿足于一些新名詞、新術語的分析，而背離其文學特性這一價值訴求，就會忽略文學的特性，而只重視它同一般社會科學和自然科學的共同性。只有當研究對象與具體理論模式相統(tǒng)一時，才會獲得其它理論模式所不能取代的意義解釋效果，從而在新的視界中揭示出文學對象所蘊含的特殊規(guī)律。注重各流派文藝理論研究方法之間的互補性和有效性。文藝理論研究的是文藝的整體，面對這一整體，我們運用不同方法進行研究時，一方面要從具體理論模式出發(fā)對其加以把握，另一方面也應看到文藝作為一個有機整體，需要各種方法互相補充，互相協(xié)調，才有可能窺到文藝的價值特征之所在。現代文藝理論研究的一個重要職能是充當讀者與批評對象之間的中介，通過全新角度的探索，見人之所未見，言人之所未能言。優(yōu)化的文藝理論研究和文化批評，是將已經清理和消化了的新理論批評方法變成自己的精神內核，去盡可能準確地傳達出對文藝現象的靈思和解悟，達到對當代文學作品、現象和思潮的多元多層意義的解讀。編寫這套“20世紀西方文論研究叢書”，收入當今世界十余種最有影響的文藝理論流派，旨在為全面了解20世紀西方文論思想提供一批具有獨到視域的學術著作。叢書強調從對西方的譯介和摹仿中走出來，以國內文論研究學者的眼光重新審理20世紀西方文論中最重要的理論現象，分析其優(yōu)劣，發(fā)現其內在的文論精神，為創(chuàng)立中國當代或新世紀文論做一些基礎性的工作。需要說明的是，叢書原定收入《后現代主義文論》一書，因這方面的著作近年來已出版了不少，為避免重復，故此題暫缺。叢書作者大多為研治有年的中青年專家，基本上能反映中國文論領域對20世紀西方文論的研究水平。當然，因為時間較緊，舛誤之處在所難免，亦盼海內外方家不吝賜教。是為序。1997年12月20日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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