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羨林文集

暫缺《季羨林文集》簡介

　　自傳季羨林，生于1911年8月，原籍是山東省清平縣（現(xiàn)改歸臨清市），家庭是農(nóng)民。父親和叔父幼喪父母，家里貧無立錐之地，被迫逃到濟南謀生。經(jīng)過艱苦奮斗，叔父終于在濟南立住了腳。我于七歲離開父母往濟南依靠叔父，在那里上小學、初中和高中。1930年高中畢業(yè)，考入北京國立清華大學西洋文學系（后改外國語文系）。1934年畢業(yè)，獲文學學士學位，回濟南任母校山東省立濟南高中國文教員一年。1935年被錄取為清華大學與德國的交換研究生。是年秋赴德，人哥廷根大學，學習梵文、巴利文、吐火羅文等。1941年獲哲學博士學位。1946年回國，任北京大學教授兼東方語言文學系主任。解放后任原職。1956年當選為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學部委員。同年加入中國共產(chǎn)黨。1978年兼任北京大學副校長、中國社會科學院與北京大學合辦的南亞研究所所長。1984年，研究所分設，改任北京大學南亞東南亞研究所所長。從中學時代起，我就開始學習著寫一些東西，也曾翻譯過一些歐美文學作品。上大學后，念的是西方文學，以英文為主，輔之以德文和法文。當時清華大學雖然規(guī)定了一些必修課，但是學生還可以自由選幾門外系的課。我選了幾門外系的課，其中之一是陳寅恪先生的“佛經(jīng)翻譯文學”。這門課以《六祖壇經(jīng)》為課本。我從來不信任何宗教，但是對于佛教卻有濃厚的興趣。因為我知道，中國同印度有千絲萬縷的文化關系。要想把中國思想史、中國文學史搞清楚，不研究印度的東西是困難的。陳先生的課開擴了我的眼界，增強了我研究印度的興趣，我學習梵文的愿望也更加迫切了。1935年我到了德國。德國對梵文的研究是頗有一點名氣的，歷史長，名人多，著作豐富，因此具有很大的吸引力。外國許多梵文學者是德國培養(yǎng)出來的，連印度也不例外。我到了德國，人哥廷根大學，從瓦爾德施米特（Waldschmidt）教授學習梵文和巴利文。他給我出的博士論文題目是關于印度古代俗語語法變化的，從此就打下了我研究佛教混合梵文的基礎?？喔闪宋迥辏撐耐ㄟ^，口試及格。以后，瓦爾德施米特教授應召參軍，他的前任西克（EmilSieg）教授年屆八旬，早已退休，這時又出來擔任教學工作。這位老人待人親切和藹，對于我這個異域的青年更是寄托著極大的希望。他再三敦促我跟他學習吐火羅文和吠陀。我今天在這方面的知識，都是他教導的結果。我畢生難忘我的德國老師們。在德國十年，我主要致力于語言的研究，對于印度古典文學很少涉獵。但是回國以后，情況有了很大的變化。我喜歡的那一套印度古代語言，由于缺少起碼的書刊資料，不管我多么不愿意，也只能束之高閣；研究工作無法進行。在科學研究方面，我是一個閑不住的人。現(xiàn)在干些什么呢？我徘徊，我遲疑，結果我就成了一個“雜家”。有什么飯，就吃什么飯；有多大碗，就吃多少飯。這就是我當時的指導思想。于是，我研究印度史，研究中印文化關系史，研究印度佛教史，翻譯和研究梵文文學作品也成了我的主要工作。對于中印文化關系史的研究，我很早就有興趣。在德國求學時期，遇到有關資料，我隨手札記?；貒院?，既然研究印度古代語言和吐火羅文有了困難，我就更加注意搜集中印文化關系史的資料，寫過一些文章。五十年代中期以后，集成了一個集子，名之日《中印文化關系史論叢》，1957年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八十年代初，我把這個集子進行了改編，把有關印度古代語言的，用德文、英文和漢文寫成的論文，編成了一冊，名之曰《印度古代語言論集》，1982年由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出版；把原有的有關中印文化關系的文章和五十年代以后新寫的與此有關的文章編在一起，名之曰《中印文化關系史論文集》，1982年由三聯(lián)書店出版。至于翻譯，五十年代初，我翻譯了一些近代德國作家的作品，其中有托馬斯·曼的短篇小說等等。翻譯最多的是安娜·西格斯的短篇小說，已經(jīng)集成了一個集子《安娜·西格斯短篇小說集》，由作家出版社出版。從1957年起，我陸續(xù)翻譯、出版了古典梵文名著《沙恭達羅》、《優(yōu)哩婆濕》、《五卷書》、《十王小傳》（選譯）等等。從1973年起，翻譯印度兩大史詩之一的《羅摩衍那》。這一部書在印度文學史上和世界文學史上都占有極其重要的地位，對南亞東南亞各國有很大影響。有很多印度各種語言和國外許多語言的譯本。它對中國也有影響。蒙、藏和新疆地區(qū)，以及云南少數(shù)民族地區(qū)，都有羅摩的故事?！段饔斡洝分袑O悟空的形象也顯然受了它的影響。但是卻一直沒有漢文譯本。在過去，翻譯這樣一部規(guī)模巨大的史詩，對于我這個行政工作和社會活動都非常繁忙的人來說，簡直是無法想象的。但是，當時所謂文化大革命還沒有結束，我頭上被戴上的那一大堆可怕的帽子，一頂也沒有摘。我被命令到一座學生宿舍和系辦公室合在一起的大樓里，去看守大門，傳呼電話分發(fā)信件。后來不知怎樣一來，我又成了教師，教一點英文?？傊沂强窟呎?，除了上面說的那些雜事之外，什么事情也不管。這真是一個難得的好時機，我從1973年起，用了五年的時間，終于把這部長達二百多萬字的巨著譯完。這使我感到十分欣慰。1980年，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了《羅摩衍那》第一冊，到1984年完全出齊，共八巨冊。與中印文化關系史有關的工作，我也做了一些。主要是同一些同志共同校注了唐玄奘的《大唐西域記》，中華書局于1985年出版。陜西人民出版社于同年出版了《（大唐西域記）今譯》。同年，廣西漓江出版社還出版了我翻譯的《家庭中的泰戈爾》。現(xiàn)在正寫一部《糖史》。吐火羅文的研究，由于缺少資料，已經(jīng)中斷了多年。1981年起又收拾起來。因為在1975年新疆吐魯番地區(qū)出土了一批吐火羅文A（焉耆文）《彌勒會見記劇本》殘卷。我受新疆博物館的委托解讀這些殘卷。經(jīng)過一段時間的努力，進度比我預想的要快得多，從1982年起，我在國內(nèi)外一些雜志上用漢文和英文發(fā)表了一些論文。將來準備把全部殘卷整理成一部書出版。有人可能認為，搞一些枯燥的語法現(xiàn)象同艱深的宗教理論，會同文學翻譯與創(chuàng)作有矛盾。也許是因為我在兩方面都搞得不夠深，我倒沒有感到有什么矛盾，反而覺得有利于腦筋的休息。換一個工作，腦筋就好像刀子重新磨了一樣，，頓時鋒利好用。五六十年以來，我就是這樣搞下來的。我不但翻譯文學作品，自己也從事創(chuàng)作。少年時代大概也寫過詩。從高中起就專寫散文，迄今未斷。已經(jīng)出版了四個散文集：《天竺心影》，1980年，天津百花文藝出版社出版；《朗潤集》，1981年，上海文藝出版社出版；《季羨林選集》，1980年，香港文學研究社出版；《季羨林散文集》，1986年，北京大學出版社出版。第五個集子《萬泉集》也已出版。個人回憶錄《留德十年》也在排印之中。從上面敘述中可以清楚地看到，我這一生是翻譯與創(chuàng)作并舉，語言、歷史與文藝理論齊抓，對比較文學、民間文學等等也有濃厚的興趣，是一個典型的地地道道的“雜家”。我原以為，我成為“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