個人歷史：《華盛頓郵報》女總裁格雷厄姆自傳

　　盡管我知道自己不是專業(yè)作家，但從一開始我就非常想自己來完成這本書。我至今仍清楚地記得報刊專欄作家沃爾特·李普曼，他曾告訴我寫這本書的難度，在我考慮是自己寫，還是與人合作寫這本書的過程中，這種想法曾不斷地閃現(xiàn)。但由于我想要這本書成為一本自傳，我就不得不自己來講述這個故事。如果說我已經(jīng)成功地寫成了這本書，這應該歸功于兩個人：我的研究者伊芙琳·斯莫爾和我的責任編輯羅伯特·戈特利布。伊芙琳來自于華盛頓郵報公司。在公司里，她負責新聞簡報工作，承擔包括對我的講稿在內(nèi)的各種講稿的研究。她花費了幾年的時間來整理我的材料，以便對我的過去形成整體上的認識。隨著時間的推移，她的作用日益重要。她對我的了解可以與我本人相提并論，她對我寫的文字進行加工修飾，提示我重要的情節(jié)，得體地刪去多余的文字，增加我忽略的事情。沒有她的幫助，這本書就無法同大家見面了。四年中，她也得益于托德·門德洛弗。書中占很小比例的故事情節(jié)是由伊芙琳挖掘和公布于世的，這些故事源于對250多人的專訪，從童年的同學和永久的朋友，到許多與五角大樓、水門事件或華盛頓郵報公司有關(guān)的人，因此它們是真實的，也深化了我的觀點和看法。羅伯特·戈特利布是我在1978年最早與之談論寫作這本書的人，他從《紐約人報》回到諾佛，成為我的責任編輯。他本著認真和嚴肅的態(tài)度對書稿的重復部分和前后順序作了大刀闊斧的修改，在書稿的空欄內(nèi)，我時常看到“我們不需要這些”的字樣，甚至對我認為有趣的地方也予以刪節(jié)，他認為那些內(nèi)容對文章并不起太大的作用。我真的對被刪掉的一頁又一頁感到惋惜。有時，當我確認為應保留時，鮑勃也大度地滿足了我的要求。我的朋友米格·格林菲爾德，《華盛頓郵報》的專欄編輯和《新聞周刊》專欄作家，我對她的編輯技巧和建議做了認真的研究。在我的從業(yè)生涯中，她是我可依賴的人。米格閱讀了手稿并發(fā)表了很好的意見。在對人和形勢的判斷方面，我們總是不謀而合，在對什么使人發(fā)笑、什么令人難以忍受的分析上，也是如此。幾乎是從她一來到《華盛頓郵報》，我們就建立了朋友關(guān)系，友誼與日俱增。另外還有幾個人也閱讀了手稿并提出了建議，這對我的確有很大的幫助。他們是：我的女兒萊莉，我的兒子唐、比爾、史蒂夫和我的朋友沃倫·巴菲特。這項工程讓我重新認識了所占材料的價值。我不知花費了多少個小時來研究自己過去與父母、丈夫以及《華盛頓郵報》和《新聞周刊》同事們聯(lián)系的信件、記錄，我真的感激我們那時都是用信件往來。提到保存和整理材料，我必須感謝已故的無與倫比的查利·帕拉迪斯，他曾是我父親的秘書和助理，也是菲爾的秘書和助理，最后又多年為我做同樣的工作。查利習慣于唱著自己的名字“帕拉迪斯”來回答電話。我非常感激查默斯·羅伯茨，他撰寫的極為生動的《華盛頓郵報前100年》成為我經(jīng)常不斷的信息來源。我也非常感激默洛·普西和他所寫的關(guān)于我父親的傳記《尤金·邁爾》。這兩本書使我們的研究思維更為活躍。我還要對同我在一個辦公室工作的莉茲·希爾頓表示感謝，除了幫助我寫這本書，她無私地和堅持不懈地在我的辦公室工作了33年，她不僅忙于公事，幫助整理文件，處理業(yè)務往來和安排我的社會活動日程表，而且管理我的家務事，在許多方面，她使我改變了自我。在最后兩年，我的助理巴里·托娜佛也給了我許多幫助。我與蓋約尼（奇普）·耐特并肩工作了15年，他以特有的天賦對我的書進行了精雕細琢。此外，我還要感謝“郵報新聞研究中心”的同伴們，我一直依靠著他們，因為他們總是給我準確無誤的信息。毫無疑問，我最后完成了對這本書的定稿。當我十分光榮地隱退時，我盡量使自己坦白和誠實，特別是對我的孩子們，他們對我更加重要，這一點是無法用語言形容的，他們在各自的生活中收獲更為豐盛。我的兩個在世的姐妹伊麗莎白·洛倫茲和露絲·愛潑斯坦也參加了我的編書工作，她們給予了我許多幫助，并和我滿懷興趣地一起回憶那些充滿愛意的過去。我已故的哥哥比爾，他生前總是幫助我，盡管在我還沒有開始寫書時他就去世了，但我更加感激他為我所做的一切。的確，寫書打破了我平靜的生活，對過去已久的生活事件的回憶也必然帶來思緒的波動。盡管如此，寫這本書是一種嚴肅的、引人入勝的、令人十分愉快的實踐。在書中，我希望自己感謝了所有應該致謝的人，而沒有遺漏任何人。雖然許多人的名字沒有在書中出現(xiàn)，但已留在我的記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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