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出生于1910年8月韓日合并條約*公布五年后的1915年11月25日。那個時候，日本帝國主義者下令每個私立學校都要唱日本國歌。當時我國到處都建立了光復秘密決死隊。咸鏡線開工了，京元線開通了，釜山港、鎮(zhèn)南浦、筑港、元山港都已竣工了。日本膠鞋也出現在朝鮮市場上。四年后，“三一”巳未獨立運動*爆發(fā)了。上小學之前，我在爺爺的學堂里讀書，從《千字文》開始，《童蒙先習》、《小學》、《大學》、《孟子》、《論語》，還有無題詩、聯(lián)珠詩、唐詩等總共學了三年。在既是祖父、又是先生的大人面前，我之所以能夠一字不落地背誦，不是因為我對學習這些有什么興趣，也不是因為我已經理解這些內容，而是因為背不上來祖父就會拿笤條抽打我的小腿。沒等我完全理解私塾里學習的漢文的意思，十歲那年我就上學了。小學的學習太容易了。我從一年級一下子跳到了三年級。但是因為毛筆字和唱歌成績差，所以直到小學畢業(yè)，我的成績始終是第二名。我是個急性子，急得連穿鞋都不分是左腳的，還是右腳的，常常因穿反而受到批評。寫好毛筆字需要耐心，可我這急性子是肯定寫不好的。我天生就是跑調大王，所以我的音樂課成績也是最差的。在我前面一直得第一名的同學，后來當了一名獄監(jiān)。 我一進小學，父親就開始訓練我當“一等農民”，讓我接他的班。每到假期和星期天，我從早到晚在他旁邊學著干農活。連放學以后我也沒有自由的時間。別人家的父母對年幼的孩子都比較寬容，可我的父親卻非常嚴格，連中秋節(jié)前一天也讓我收蕎麥，根本不給我自由時間。上學的時候幫父親干些農活，算不上什么活。小學一畢業(yè)，父親正式開始訓練我當一名真正的農民。我曾夢想過考入高一級學校，當一名老師。然而這一夢想也因情況所迫成了泡影。我干著繁重的農活，只要一有空就想：農民一輩子拼死拼活地干活，累得直不起腰來，也吃不上一頓飽飯。我的一生也得像父親一樣在苦累中度過嗎？每當想到這里，我的心就煩，覺得前途一片茫然。在農村這么呆著，我也會像父親的一生那樣。干農活，比起勞動的繁重程度來說，所得的報酬就太少了。我想離開故鄉(xiāng)，做一做不是莊稼活的其他什么工作，雖然是茫然的想法，可我想，無論做什么事兒，只要付出干莊稼活那樣的努力，其所得肯定比種莊稼多得多。不管怎么說，我都想到城里去闖一闖。那時，促使我離開故鄉(xiāng)的還有一個原因，那就是全村惟一的報紙——區(qū)長家里訂閱的《東亞日報》。這份報紙往往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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