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了使本書寫出水平，達到較為理想的質量，我們在本書的研究寫作中采用了下列原則和方法：一是廣泛聯(lián)系和比較。研究歷史文化，切忌孤立地靜止地片面地去研究。任何國家的歷史和文化，都有符合世界歷史文化發(fā)展普遍規(guī)律性的特點和自己的特殊性；任何民族的發(fā)展，都是在與外民族的互相交往彼此影響中實現的。在《周代宗法制度研究》一書中，我們把周代的宗法放在整個世界古代的歷史范圍中，通過廣泛比較、綜合分析，求得周代宗法制度普遍性和特殊性的規(guī)律，得到國內很多專家的好評和肯定。本書研究廣西各民族宗法制度，我們同樣采用這樣的方法，首先介紹世界和我國各民族宗法制度發(fā)展的一些共同規(guī)律性，然后逐一研究廣西各民族宗法的具體表現和特點，通過廣泛聯(lián)系和比較，探索廣西各民族宗法的基本特點和發(fā)展規(guī)律，進一步研究其產生的原因和社會影響。這樣就使研究的結論更加科學，更加能為人所信服，更容易做到在學術上有所突破。二是開展百家爭鳴。黨提倡的百家爭鳴的方針，是明辨是非，促進學術發(fā)展的正確的方針。但是近年來百家爭鳴之風并不熱烈。筆者在1989年出版的《周代宗法制度研究》一書，對傳統(tǒng)經學的宗法觀點進行實事求是的學術批判后，至今學術界還有不少人仍因循封建經學的錯誤道路去研究宗法，或不加分析批判地搬用資產階級社會學的觀點來談宗法。在本書中，我們對不同觀點的學者的論著進行了一些引證和評議，其目的是為了以文會友，展開學術爭鳴，以便推動學術研究的發(fā)展。三是聯(lián)系當代現實。社會科學研究除了發(fā)展學術以外，還應該為當代社會的發(fā)展提供有益的借鑒和經驗，特別像在中國歷史上有過巨大影響的宗法文化，進行批判地繼承，對建設當代文明有著重大的現實意義。本書結合當代中國以及廣西的社會現實，研究宗法文化改造的途徑和方法，不僅在學術上具有創(chuàng)新意義，而且對推動中國和廣西民族地區(qū)的經濟文化騰飛具有現實意義。四是從實際出發(fā)。廣西有12個民族聚居，漢族占總人口的60％以上，壯族也有1000多萬，瑤族是世界著名的山地民族，留存的資料特別豐富，民族特色也很典型。另外，如廣西境內的彝族、仡佬族、水族等少數民族，人口很少，留存的材料極少，宗法文化也不很典型。在本書中我們對漢、壯、瑤、苗4個在廣西人口最多的民族單列專章論述，由于瑤族文化典型，資料豐富，論述得更為細致深入；對其他8個人數較少的民族，則集中在三章論述，有的寫得較簡單。本書這樣安排完全是出于實事求是的原則，并無其他考慮。對某些人口較少的民族論述得還較簡略，只能留待條件具備時再作補充。五是對和本書研究主題無直接關系的學術問題，采用多數學者意見。廣西民族史的研究中存在不少學術分歧意見，諸如土司土官的族源問題，存在兩種對立的意見，而與本書研究的主題宗法制度無直接的關系，所以暫采用源于壯族說，而將土司土官制度中的宗法形態(tài)列入壯族一章論述。80年代由廣西民族出版社出版的一套廣西少數民族社會歷史調查資料，是目前所見的最全面最詳盡的一套廣西少數民族社會歷史資料（無漢族和回族），多屬于廣西民族史研究工作者50年代在政府的組織下詳細調查的成果，得到政府和多數學者的承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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