遠逝的光華：白銀時代的俄羅斯文化

　　十九世紀與二十世紀之交的近三十年間，俄羅斯曾經(jīng)歷過一場范圍廣大、影響深遠的思想文化運動。它的先導是一股新的詩歌潮流，緊隨其后便出現(xiàn)由新詩潮所帶動的包括散文創(chuàng)作、戲劇藝術、文學批評、音樂和繪畫等在內(nèi)的整個文學藝術領域的全面創(chuàng)新。美學意識發(fā)生變化，藝術開始具有新的意義。同時，西方多種新的社會哲學思潮傳入俄羅斯，與俄國哲學傳統(tǒng)發(fā)生碰撞，造成哲學的空前繁榮和獨特的俄國宗教哲學的勃興。藝術和哲學的興盛又推動其他人文科學領域的變革與創(chuàng)造。很多才華被賦予了那個令人激動不安的時代的俄羅斯人。這是俄羅斯文化史上最輝煌的時期之一。這個時代即所謂“白銀時代”。稱這個時代為“白銀時代”，不過是人們借用了文化史上早已有之的一個概念。遠在公元前八世紀上半葉，荷馬之后古希臘最早的詩人赫西俄德曾寫下了一部傳世之作：長詩《工作與時日》。詩中說奧林波斯山上的神首先創(chuàng)造的人類叫“黃金種族”，其后的人類則依次為“白銀種族”、“青銅種族”、“英雄種族”和“黑鐵種族”，與此相對應的五個時代則是黃金時代、白銀時代、青銅時代、英雄時代和黑鐵時代。五個時代的提法，后來往往被運用于文化史、文學史的劃分。最早是在古羅馬文學中。屋大維統(tǒng)治時期被稱為古羅馬文學的“黃金時代”，這就是維吉爾、賀拉斯和奧維德等大詩人的創(chuàng)作達至高峰的那個時代。屋大維死后的二百年間，即羅馬帝國前期，是古羅馬文學的“白銀時代”。這個時代的文學成就主要有塞內(nèi)加的悲劇、菲德魯斯的寓言詩、彼特隆紐斯和阿普列尤斯的小說、馬希爾的銘辭等。不難看出，稱羅馬文學中的這個時代為“白銀時代”，似乎是為了說明其文學成就比“黃金時代”略低，但也相當出色，相當令人注目。二十世紀的人們，首先是俄羅斯作家、批評家們，也正是在這個意義上使用“白銀時代”這一概念，試圖用它來標志出十九世紀文學“黃金時代”之后的某一文學時代及其特征的。據(jù)我們目前所見到的材料，在評價、研究俄羅斯文學中最早使用“黃金時代”、“白銀時代”概念的，是著名俄國宗教哲學家、作家和批評家瓦·羅贊諾夫。他在發(fā)表于1909年的一篇文章《羅斯與果戈理》中寫道：托爾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思想更為復雜，更為重要。但是，普希金和果戈理的語言仍然是第一流的，不可超越的。由于這種最大的完美，他們的語言獲得了托爾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和白銀時代的其他俄國作家的那些冗贅、綿長和沉重的著作所不曾有過、也永遠不會獲得的那種青銅紀念像般的魅力、永恒性和確定性。普希金和果戈理畢竟是俄羅斯文學的黃金時代。顯然，羅贊諾夫認為在十九世紀俄羅斯文學中就存在著“黃金時代”和“白銀時代”，前者以普希金和果戈理為代表，后者則以托爾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為代表。這是在文學史研究中“白銀時代”概念的用法之一?！鞍足y時代”概念的另一種用法見于俄國詩歌史研究中。一些俄國詩歌史研究者把為詩人普希金、萊蒙托夫的名字所照亮的那個時代稱為俄羅斯詩歌的“黃金時代”，而把以詩人阿·阿·費特（1820—1892）、阿·尼·邁科夫（1821—1897）、亞·彼·波隆斯基（1819—1898）、阿·米·熱姆丘日尼科夫（1821—1908）等為代表的那個詩歌時代，叫做俄羅斯詩歌的“白銀時代”。這些研究者顯然認為，在十九世紀俄羅斯詩歌中，就存在著“黃金時代”和“白銀時代”。以上關于“白銀時代”的兩種不同用法，都不是用來指稱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那個文學與文化時代。在最早把俄羅斯歷史上的這一經(jīng)歷了不可思議的、密集型的文化高漲（首先是哲學和詩歌的繁榮）的時代稱為“白銀時代”的人們中，有二十世紀俄羅斯杰出的思想家和文化批評家尼古拉·別爾嘉耶夫。確認這一點的是當代俄羅斯學者、《白銀時代詩人們的命運》一書的編者謝·巴文和伊·謝米勃拉托娃。在該書序言中，兩位編者明確地寫道：如別爾嘉耶夫所說，二十世紀初期，俄羅斯經(jīng)歷了真正的文化復興;“對這個時代的另一定義——‘白銀時代’，據(jù)他的同時代人謝爾蓋·馬科夫斯基的說法，同樣也是屬于他的”。但是這兩位編者既未交代馬科夫斯基究竟是在哪一篇文章中這樣說的，更未具體指明別爾嘉耶夫是在何種場合首先以“白銀時代”指稱世紀之初那個文化時代的。1996年在莫斯科出版的《白銀時代：詩歌》一書的編者塔·貝克也清楚地指出：白銀時代“這一名稱最初是由哲學家尼·別爾嘉耶夫提出的，但是它被確切地指定使用于俄國現(xiàn)代主義詩歌，則是尼古拉·奧楚普的《俄羅斯詩歌的‘白銀時代’》（1933）一文問世之后的事”。然而塔·貝克同樣沒有指明別爾嘉耶夫是在何處首先提出“白銀時代”這一概念的。不過可以肯定的是，上述俄羅斯學者顯然不會言之無據(jù)，憑空而論。另外，我們確實看到，別爾嘉耶夫在《文藝復興的終結與人道主義的危機》（1923）、《新的中世紀：關于俄羅斯與歐洲命運的沉思》（1924）、《二十世紀初俄羅斯的精神復興與雜志》（1935）、《俄羅斯思想：十九世紀與二十世紀初俄羅斯思想的基本問題》（1935）、《自我認識：哲學自傳試作》（1949）等論著中，都以生動的文筆描述了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那個“罕見的、才華橫溢的、閃光的時代”，形象地勾勒出這個時代俄羅斯思想文化運動的一般進程及其特點，甚為貼切地傳達出那一“非凡的、具有創(chuàng)造天賦的”歷史時期所特有的精神文化氛圍，并把這個時代稱為俄羅斯的“精神復興”、“文化復興”或“文藝復興”時代。別爾嘉耶夫交替使用這三個概念，想必是由于他意識到，正如十四至十六世紀歐洲的文藝復興其實是文化復興、精神復興一樣，十九世紀末到二十世紀初俄羅斯所經(jīng)歷的也是一場涉及整個思想文化領域的精神潮流和運動。如果說，“文藝復興”（Ренессанс）的概念更多地聯(lián)系于歐洲文化史、文學史，那么，“白銀時代”（Серебряный век）的概念則是從俄羅斯文化史、文學史發(fā)展進程本身提出的。從別爾嘉耶夫的大量論述中可以看出，俄羅斯的文藝復興時代或白銀時代，是俄羅斯歷史上一個特殊的、由近代向現(xiàn)代轉(zhuǎn)換的大時代，一個精神覺醒、思想活躍、文化振興、創(chuàng)作繁榮的時代。在這個時代之前，是十九世紀俄羅斯古典文化（以理性主義、實證主義哲學為主導）和文學（以現(xiàn)實主義為主流）時代;在這之后，在國內(nèi)是蘇維埃文化和文學時代，在國外則形成了獨特的俄羅斯僑民文學與文化。別爾嘉耶夫用以考察十九世紀末至十月革命這一時代俄羅斯文化和文學的一系列著述，以及這些著述中所提出的觀點、所使用的術語，為后來的文化和文學研究者廣泛借鑒或采用。別爾嘉耶夫之后，葉·扎米亞京、尼·奧楚普、謝·馬科夫斯基、鮑·扎伊采夫等俄羅斯作家和批評家，都曾在他們的論著中以“白銀時代”指稱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那個文學與文化時代。當然，他們各自的著眼點與論述側重有所不同。如扎米亞京在《莫斯科與彼得堡》（1933）一文中，在論述這兩大都城在俄國文學發(fā)展進程中的不同作用時，認為這一文學經(jīng)歷了“現(xiàn)實主義的黃金時代”和“象征主義的白銀時代”;而馬科夫斯基的《在“白銀時代”的巴爾納斯山上》（1962）一書，則是把世紀之交的那個時代作為俄羅斯文化史進程的一個特定階段加以描述的。但是，在他們筆下至少有一點是相同的，即：白銀時代指的是自十九世紀末到十月革命前那個文化或文學時代。當代俄羅斯的文學史專家們認同這種觀點。在由一批文學研究人員合編、1995年出版的《二十世紀俄羅斯文學（參考資料）》一書的卷首，有一篇由柳·阿·斯米爾諾娃執(zhí)筆的文章《白銀時代文學中的藝術發(fā)現(xiàn)》。文中寫道：“‘白銀時代文學’的概念，近年來得到廣泛傳播。從時間上說，這一時期甚至還不滿三十年：從1890年至1917年?！痹谶@里，白銀時代的時限被十分清楚地劃了出來。由尼·瓦·班尼科夫編選、莫斯科教育出版社1993年出版的詩歌選集《俄羅斯詩歌的白銀時代》一書，共選入六十位詩人的詩作。入選的全部詩作除少數(shù)幾首系寫于十九世紀八十年代之外，其余均寫于1890—1917年之間。編選者心目中關于白銀時代的時限同樣是十分清晰的。西方學術界在進行俄羅斯文學史研究時，大都沿用別爾嘉耶夫及其后俄國學者的觀點，把世紀之交至十月革命的文學稱為“白銀時代”文學。對于這一時代的上限，西方學者的看法不盡相同；而對于這一時代的下限，意見卻幾乎完全一致，即大都認為它結束于1917年。例如：英國學者哈里·穆爾和艾伯特·帕里在他們合著的、在西方各國流傳甚廣的《二十世紀俄國文學》一書中寫道：“俄國文學十九世紀是黃金時代，二十世紀（1917年前）是白銀時代?！?/di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