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綴集

　　尼采曾把母雞下蛋的啼叫和詩人的歌唱相提并論，說都是“痛苦使然”（Der Schmerz macht Huhner und Dichter gackern）。這個家常而生動的比擬也恰恰符合中國文藝傳統(tǒng)里一個流行的意見：苦痛比快樂更能產(chǎn)生詩歌，好詩主要是不愉快、煩惱或“窮愁”的表現(xiàn)和發(fā)泄。這個意見在中國古代不但是詩文理論里的常談，而且成為寫作實踐里的套板。因此，我們慣見熟聞，習而相忘，沒有把它當作中國文評里的一個重要概念而提示出來。我下面也只舉一些最平常的例來說明?！墩撜Z·陽貨》講：“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群，可以怨。”“怨”只是四個作用里的一個，而且是末了一個?！对姟ご笮颉凡⑴e“治世之音安以樂”、“亂世之音怨以怒”、“亡國之音哀以思”，沒有側(cè)重或傾向哪一種“音”?！稘h書·藝文志》申說“詩言志”，也不偏不倚：“故哀樂之心感，而歌詠之聲發(fā)?！彼抉R遷也許是最早兩面不兼顧的人。仿佛只注意到《詩經(jīng)·園有桃》的：“心之憂矣，我歌且謠?！薄秷笕紊偾鋾泛汀妒酚洝ぷ孕颉窔v數(shù)古來的大著作，指出有的是坐了牢寫的，有的是貶了官寫的，有的是落了難寫的，有的是身體殘廢后寫的；一句話，都是遭貧困、疾病以至刑罰磨折的倒霉人的產(chǎn)物。他把《周易》打頭，《詩三百篇》收梢，總結(jié)說：“大抵圣賢發(fā)憤之所為作也?！边€補充一句：“此人皆意有所郁結(jié)?！蹦蔷褪瞧查_了“樂”，只強調(diào)《詩》的“怨”或“哀”了；作《詩》者都是“有所郁結(jié)”的傷心人或不得志之土，詩歌也“大抵”是“發(fā)憤”的嘆息或呼喊了。東漢人所撰《越絕書·越絕外傳本事第一》說得更露骨：“夫人情泰而不作，……怨恨則作，猶詩人失職，怨恨憂嗟作詩也。”明末陳子龍曾引用“皆圣賢發(fā)憤之所為作”那句話，為它闡明了一下：“我觀于《詩》，雖頌皆刺也——時衰而思古之盛王?！保ā蛾愔以Ｈ肪矶弧对娬摗罚╉灀P過去正表示對現(xiàn)在不滿，因此，《三百篇》里有些表面上的贊歌只是骨子里的怨詩了。附帶可以一提，擁護“經(jīng)義”而反對“文華”的鄭覃，苦勸唐文宗不要溺愛“章句小道”，說：“夫《詩》之雅、頌，皆下刺上所為，非上化下而作”（《1日唐書·鄭覃傳》），雖然是別有用心的讒言，而早已是“雖頌皆刺”的主張了。《公羊傳》宣公十五年“初稅畝”節(jié)里“什一行而頌聲作矣”一句下，何休的《解詁》也很耐尋味?！疤礁桧炛?，帝王之高致也?！氀浴灺曌鳌撸褚允碁楸疽??！信兴购?，相從而歌：饑者歌其食，勞者歌其事?！薄秱鳌肺拿髅髦恢v“頌聲”，《解詁》補上“怨恨而歌”，已近似橫生枝節(jié)了；不僅如此，它還說一切“歌”都出于“有所怨恨”，把發(fā)端的“太平歌頌之聲”冷擱在腦后。陳子龍認為“頌”是轉(zhuǎn)彎抹角的“刺”；何休仿佛先遵照《傳》文，交代了高談空論，然后根據(jù)經(jīng)驗，補充了真況實話：“太平歌頌之聲”那種“高致”只是史書上的理想或空想，而“饑者”、“勞者”的“怨恨而歌”才是生活里的事實。何、陳兩說相輔相成。中國成語似乎也反映丁這一點。樂府古辭《悲歌行》：“悲歌可以當泣，遠望可以當歸?！睆拇恕伴L歌當哭”是常用的詞句；但是相應(yīng)的“長歌當笑”那類說法卻不經(jīng)見，盡管有人冒李白的大牌子，作了《笑歌行》。笑吟吟的“吟”字不等同于“新詩改罷自長吟”的“吟”字。韓愈把窮書生的詩作為樣板；他推崇“王公貴人”也正是抬高“瞧悴之土”。恭維而沒有一味拍捧，世故而不是十足勢利，應(yīng)酬大官僚的文章很難這樣有分寸。司馬遷、鐘嶸只說窮愁使人作詩、作好詩，王微只說文詞不怨就不會好。韓愈把反面的話添上去了，說快樂雖也使人作詩，但作出的不會是很好或最好的詩。有了這個補筆，就題無剩義了。韓愈的大前提有一些事實根據(jù)。我們不妨說，雖然在質(zhì)量上“窮苦之言”的詩未必就比“歡愉之詞”的詩來得好，但是在數(shù)量上“窮苦之言”的好詩的確比“歡愉之詞”的好詩來得多。因為“窮苦之言”的好詩比較多，從而斷言只有“窮苦之言”才構(gòu)成好詩，這在推理上有問題，韓愈犯了一點兒邏輯錯誤?！翱鬃幼髟谕?、光緒年間，方溶師要算熟悉洋務(wù)的開通人士了。今天，我們以后來居上的優(yōu)越感，只覺得他的議論可笑。他既沿襲中國傳統(tǒng)的民族自大狂，又流露當時有關(guān)外國的籠統(tǒng)觀念。把這段話箋釋一下，也許對那個消逝了的時代風氣可以增進些理解。最值得注意的是，方溶師講翻譯外國文學的用意恰恰把我們翻譯外國文學的用意倒了個兒。按道理，翻譯外國文學，目的是讓本國人有所觀摩借鑒，喚起他們的興趣去欣賞和研究。方溶師的說法剛巧相反，翻譯那首《長友詩》的“用心”是要“同文遠被”，引誘和鼓勵外國人來學中國語文，接受中國文化，“夷而進于中國則中國之”。正像光緒初年，那位足智多能的活動家金安清就想在上海創(chuàng)辦一個“同倫書院”，挑選“東西洋大國里的秀穎之士，使之自行束惰，謁吾徒而來，請讀中國之書焉，受中國之業(yè)焉?！鲇墓榷w喬木，……化彼而為我”。方溶師對政法、科技等外國書籍的翻譯，顯然不存此想，另眼看待，另案辦理；譬如他刪?！度f國公法》，絕非為了引導(dǎo)外國人“進于中國”，來遵奉《大清律例》。這種區(qū)別對待的文化模式并不獨特，例如西方中世紀有并立和對立的“雙重真理”（twofld truth）——“來自啟示的真理”和“得自推理的真理”，現(xiàn)代也有所謂“兩種文化”（two cultures）——“科學家文化”和“人文學家文化”，據(jù)說蘇聯(lián)還區(qū)分“三類科學”（three sciences）。它逐漸明朗化，就像黃遵憲和日本人談話時說：“形而上，孔孟之論至矣；形而下，歐米之學盡矣”；又在著作里寫道：“吾不可得而變者，凡關(guān)于倫常綱紀者是也。吾可以得而變者，凡可以務(wù)財、訓農(nóng)、通商、惠工者皆是也?！睆堉礊閷W術(shù)二元論定下了一個流行公式：“新舊兼學：舊學為體，新學為用?！贝蠹页姓J自然和一部分社會科學是“泰西”的好，中國該向它學，所以設(shè)立了“同文館”；同時又深信文學、道德哲學等是我們家里的好，不必向外國進口，而且外國人領(lǐng)略到這些中國東西的高妙，很可能歸化，“人我門來”，所以也應(yīng)該來一個“同倫書院”。翻譯外國作品能使外國作家去暗投明，那把詩扇仿佛是釣餌，要引誘郎費羅向往中國。送的人把禮物當釣餌，收的人往往認為進貢?？磥?，這一次“用心”枉費，扇子是白賠了。在嘉慶八年（一八○三）刊行的一部書里，繆艮發(fā)表了他的《四十二愿》，第十一愿是：“出使外都，遍歷異域?！边@個筆硯生涯的寒士可能是清代要出洋當外交官的第一人；遠在鴉片戰(zhàn)爭以前，他已有那個欲望，真是時代的先驅(qū)者了！也許他正，因為是窮愁潦倒的寒士，才夢想出洋。六十多年后，清廷開始派使節(jié)到西洋去，做官的人就是不“愿出使外都”。他們深怕欽差的紗帽落在自己頭上，認為這趟差使非常危險，兇多吉少，不是在路上海洋里翻船淹死，就是到了外國給洋鬼子殺死或扣留。被派的人嘴里感戴天恩，心里暗暗叫苦嘆晦氣。我們只要看《兒女英雄傳》第四十回安公子“高升”為烏里雅蘇臺參贊，“頂門上轟的一聲，心不住的向上亂進，淚如雨下”，同時“預(yù)備謝恩”，就大可以推類想像。慈禧太后金口玉音說過：“這出洋本是極苦差事?！保ü誀c光緒二年七月十九日日記手稿）同治五年（一八六六）首次出使的欽差斌椿事畢歸國，安抵天津，表示想不到竟能活著回來：“白天外歸來，重睹故鄉(xiāng)景物，真有‘生人玉門’之樂？”②同治六年第二次派使節(jié)，副使志剛到養(yǎng)心殿“叩謝圣主天恩”，皇太后問：“汝有老親否？”奏對：“奴才父母皆已去世。”一問一對只兩句話，言外之意卻很豐富。出洋是九死一生的勾當，而中國“以孝治國”，主子少不了口頭照顧一下“父母在，不遠游”的古訓；至于“奴才”的老婆和孩子是否會成為寡婦孤兒，那就管不盡許多了。光緒二年（一八七六）郭嵩燾出使英、法，這位自負通曉洋務(wù)的維新派碰上好機會了，而心境似乎并不舒暢；他動身前自比出塞的王昭君，任滿回國后自比人玉門關(guān)的班超：“漢宮何緣嫁娉婷！淚珠飛墮鴛鴦屏。豐容靚飾不自媚，莫怨遠棄單于庭”；“投荒已分無歸日，何意生還人玉門！”光緒四年敕建上海天后宮，駐外公使和下屬捐錢造成那所廟宇，便于出使人員虔求有靈有驗的天后娘娘，保佑他們無災(zāi)無難，好去好回；公使等出國前，到廟里許愿祈禱，回國后，到廟里還愿，上匾額，掛對聯(lián)。光緒八年駐德使館隨員錢德培發(fā)了一通感慨，坦白說出心里話：“王子聰茂才……病歿館中?！蹙@然仁者，為養(yǎng)親計，作異域游，不一年而赴召修文，可不死而死于醫(yī)之不善治理，良可悲也！出洋之苦而人每視為畏途，于此益信?！蓖砬逯惫蔚浆F(xiàn)在的出洋熱那股狂風并非一下子就猛得飛砂走石，“開洋葷”當初還是倒胃口的事。張祖翼曾在光緒十二年充當駐英公使劉瑞芬的隨員，晚年回憶說：“郭嵩燾使英倫，求隨員十余人，無有應(yīng)者。豈若后來一公使奉命后，薦條多至千余哉！邵友濂隨崇厚使俄國[光緒四年]，同年餞于廣和居，蔣綬珊戶部向之垂淚，皆以此宴無異易水之送荊軻也。”王昭君、班定遠之外，又請出了荊軻，可能蘇子卿、蔡文姬等典故也曾給人牽扯過。除掉翻譯官以外，公使、參贊、隨員一般都不懂外語。他們就像王韜在英國時自嘆的詩句所描畫：“口耳俱窮惟恃目，喑聾已備慮兼盲。”自注：“來此不解方言，故云?！彼麄冞\用“目”的范圍實在也不很寬廣。辜鴻銘講過一個故事，結(jié)尾如下：“少年曰：‘我不識字?！霖斨黢攩栐唬骸俸我砸娙羰植会尵?，終日看書耶？’少年答曰：‘我非看書，看書中之畫耳?！?！今中國王公大臣出洋考察憲政，亦可謂之出洋看洋畫耳！”為了日常需要，他們也學點兒外語，但大致不會超出“救命詞匯”（survivalkit）。語言的困難必然阻礙了對文學的領(lǐng)會，而且也竟抑止了對文學的好奇。他們中間多的是文人詩人或愛作詩文的人，最先出使的斌椿就是一位滿洲小名士。他“乘槎”出洋，不但到處賦詩賣弄，而且向瑞典“太坤”（王太后）獻詩“為壽”，據(jù)他自己說，他的詩“遍傳海國”；他的翻譯官也恭維說：“斌公之詩傳五洲，亦猶傳于千古也?！彼囊痪怼逗鴦儆尾荨繁却蛴驮姾貌涣嗽S多；偶爾把外國字的譯音嵌進詩里，像“彌思（自注：譯言女兒也[miss]）小字是安拿，明慧堪稱解語花”，頗可上承高錫恩《夷閨詞》，下啟張祖翼《倫敦竹枝詞》。不知道是否由于他“遍傳海國”的詩名，后來歐洲人有了一個印象，“謂中國人好賦詩；數(shù)日不見，輒曰：‘近日作詩必多矣！頃復(fù)作耶？’”公使里像郭嵩燾的詩和古文、張蔭桓的詩和駢文，都不愧名家，薛福成的古文也過得去。曾紀澤作得很好的詩，又懂英語，還結(jié)合兩者，用不通的英語翻譯自己的應(yīng)酬詩。參贊里的黃遵憲更是開派的大詩人，黎庶昌作古文不亞于薛福成。這些中國詩人文人仿佛“只掃自己門前雪”，把隔了一垛語言墻壁的西洋詩文看成“他家瓦上霜”，連撿起一點兒道聽途說的好奇心都沒有。倒是一個忌妒郭嵩燾文名的迂俗官僚，留下了幾句絕無僅有的西洋詩話：“有以英語為詩者，句法長短不一，葉以音韻；男女子從事于此，往往匯稿成帙，號稱‘詩人’。”末兩句語中帶刺，所指可以不限于當時的英國“男女子”。不論是否詩人文人，他們勤勉地采訪了西洋的政治、軍事、工業(yè)、教育、法制、宗教，欣奮地觀看了西洋的古跡、美術(shù)、雜耍、戲劇、動物園里的奇禽怪獸。他們對西洋科技的欽佩不用說，雖然不免講一通撐門面的大話，表示中國古代也早有這類學問。只有西洋文學——作家和作品、新聞或掌故——似乎未引起他們的飄瞥的注意和淡漠的興趣。他們看戲，也像看馬戲、魔術(shù)把戲那樣，只“熱鬧熱鬧眼睛”（語出《兒女英雄傳》三十八回），并不當作文藝來觀賞，日記里撮述了劇本的情節(jié)，卻不提它的名稱和作者。在歷史過程里，事物的發(fā)生和發(fā)展往往跟我們鬧別扭，慫作劇，推翻了我們定下的鐵案，涂抹了我們畫出的藍圖，給我們的不透風、不漏水的嚴密理論系統(tǒng)搠上大大小小的窟窿。通常說“歷史的教訓”，仿佛歷史只是嚴厲正經(jīng)的上級領(lǐng)導(dǎo)或老師；其實歷史也像淘氣搗亂的小孩子，愛開玩笑，捉弄人。有機會和能力來教訓人，笑弄人，這是歷史的勝利；很少人聽取或聽懂它的教訓，幾乎沒有人注意和在意它的笑弄，那也是歷史的——失敗。……

　　錢鍾書先生，是當代中國著名的學者、作家。他的著述，如廣為傳播的《談藝錄》、《管錐編》、《圍城》等，均已成為二十世紀得要的學術(shù)和文學經(jīng)典?！跺X鍾書集》包括下列十種著述：《談藝錄》、《管錐編》、《宋詩選注》、《七綴集》、《圍城》、《人·獸·鬼》、《寫在人生邊上》、《人生邊上的邊上》、《石語》、《槐聚詩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