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建構中國的新文化，如何展現(xiàn)不同于傳統(tǒng)文化的新文化傳統(tǒng)，這是自五四運動以來就提上議事日程并被爭論不已的一個問題。從某種意義上可以這么說，五四以后中國新文化的發(fā)展過程就是對這一問題的解答和探索的過程，這個過程延續(xù)至“文化大革命”時，實已遭受了巨大的挫折。因為經受了這一重創(chuàng)，才有了20世紀70年代末人們又對前此走過的路程和形成的思維定式的重新反省，才有了痛定思痛、幡然悔悟。這既是新一波思想解放運動啟動的觸發(fā)點，又是新文化建設模式探求的一次新的轉換。從這時起，中國學術界圍繞五四運動及其隨之而來的新文化發(fā)展的研究，才獲得前所未有的大發(fā)展，也才真正具有科學探求的意義。這一進展不僅表現(xiàn)為對過去一系列視為所謂“禁區(qū)”問題的重新研究，對一些所謂“資產階級”文化代表人物（如蔡元培、胡適等）的重新評價，更重要的是學術界在這一歷史研究的基礎之上，逐漸形成新的文化建設思路——一種全方位地開拓民族文化發(fā)展的新思維。 從20世紀70年代末到現(xiàn)在的二十余年間，以1989年為界，可以劃分為兩大階段：前一階段主要是再次認定五四運動的“反封建”性質和思想啟蒙（思想解放）作用，對五四運動的民主、科學兩大思想主題重新作出闡釋。后一階段在表現(xiàn)五四時期不同思想流派的文化主張的同時，逐漸出現(xiàn)了各種思想流派的回潮和新的發(fā)展。 匯集在這里的論文，最早的作于1990年7月，最晚的完成于去年9月，從時間上說它們正是對應于新時期五四運動史研究的后一階段，它們作為這些年我的學術工作和思想探索的歷史記錄，明顯帶有這一階段的歷史痕跡。在這十余年間，我所寫的論文并不限于這些，這里是按主題將相關的論文加以篩選而成，并在收入時作了必要的修改和訂正，蘊含有“文存”的意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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