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唐文化與高昌歷史

　　自19世紀末葉以來，吐魯番盆地的城址、石窟寺院、古墓出土了大量古代文獻和考古文物材料。于是，吐魯番歷史與文化的研究和敦煌學一道，成為20世紀的顯學。與敦煌藏經(jīng)洞出土文獻相比，吐魯番出土的寫本和刻本資料，語言種類更加復雜，年代跨度也更長，其中尤以宗教文獻具多，特別是佛教、摩尼教、景教文獻。東西方學者各逞其能，通過對大量宗教文獻資料的解讀和研究，為吐魯番的古代文明描繪出了多姿多彩的畫面。相對而言，我們過去對于這樣豐富多彩的文化景觀的歷史背景卻不甚了然，因為反映世俗社會政治事件、日常生活、經(jīng)濟狀況的文書材料不多。直到80年代中葉以后，唐長孺先生領導的吐魯番文書整理小組編纂的《吐魯番出土文書》，公布了大量的屬于高昌郡、高昌國和唐西州時期的歷史文書，才大大推動了吐魯番各個歷史時期研究的進步。在這一大批首次系統(tǒng)公布的文書資料中，有關麴氏高昌國史的文書材料數(shù)量相當可觀，遠非德國、日本、英國所藏吐魯番文書所可比。同時，新材料也帶來新問題，許多過去沒有見過的文字、制度、習俗、觀念都需要解釋，由此引起學術(shù)界一個研究高昌國史的小高潮。孟君憲實是80年代成長起來的新一代學人，當他開始研究吐魯番文書時，即把敏銳的目光，集中在高昌國史的資料上。孟君畢業(yè)于南開大學，后在新疆師范大學從事教學工作；以后又到北京大學深造，受過系統(tǒng)科班的歷史學訓練。這樣的學術(shù)經(jīng)歷，對于吐魯番歷史的研究是不無幫助的。作者既體察邊疆地區(qū)之民情，抱有同情之了解，又擺脫地方主義之情緒，秉持學術(shù)之正路，我們閱讀這本專著，不難看出其書是在了解中原相關制度、文化的前提下，以高昌為立足點，來研究高昌的歷史，因此對于高昌國制度、文化特性的把握，就比較中肯，并不因為新材料而張大其詞。孟君此書，是在多年來陸續(xù)發(fā)表的論文基礎上重編而成，章章節(jié)節(jié)，對高昌國史多有貢獻。吐魯番文書和敦煌文書一樣，大多數(shù)都是零碎的歷史片段記載，孟君治學，并不為殘篇斷簡所累，能夠從小處著手，而揭示高昌歷史上的大問題。

　　孟憲突，1962年生于黑龍江。南開大學學士，北京大學碩士、博士，南開大學博士后。曾在新疆工作多年?，F(xiàn)任教于中國人民大學，系國學院副教授，研究方向為隋唐史和敦煌吐魯番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