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筆者看來，前賢的研究也有著一些由客觀原因造成的缺失，學科分類就是其一，以致前賢的研究基本上都是只局限于某一個專題，有些還未能通讀胡應麟的全部遺文，將其有關論述聯(lián)系起來通盤考察。更有甚者，由于斷代研究和斷章取義等種種原因，本來是胡應麟的見解，卻被誤認為是他人的卓識高見而予以張冠李戴的表揚和稱頌。筆者當然也不具備打通多學科的能力，只是逞牛犢初生之一時之勇，努力為之而已。筆者以前的學習研究，只是在盡力搞清胡應麟個人學術成就是什么樣的問題，檢閱前人的研究成果，基本上也都是這樣。而這一次，在漆先生的耳提面命之下，在宋史研究中心求實創(chuàng)新的學風浸泡之下，橫縱對比，力圖全面揭示胡應麟在傳統(tǒng)學術史研究中的歷史地位，成為本書的惟一主題。而注意發(fā)掘胡應麟學術研究中的方法論因素，也是本書的一項基本內容。 第一章，簡要介紹胡應麟的生平及其志趣，重點是在前人基礎上，客觀、全面而清晰地揭示胡應麟與王世貞交誼的真實情況，糾正前人的一些粗淺的表象認識和錯誤論斷。 第二章，論述胡應麟對中國古典目錄學史研究的貢獻及其目錄學思想。筆者認為，胡應麟首先是以一個目錄學家和目錄學史研究專家的身份出現的，他為了編撰一部反映明代圖書情況的目錄學著作，對中國古典目錄學史進行了深入考察，這一工作是他所有學術研究的基石，因此本書的主體內容，首先是談這一部分。涉及胡應麟有關著作的編纂情況，他的編目志向和編目實踐，他對歷代目錄著作和圖書分類方法的總結，他自己的圖書分類方法，以及他對史志目錄和各家書目的評價，對鄭樵、馬端臨等重要目錄學家進行的重點研究等內容。胡應麟通過對古典目錄學發(fā)展情況的多方面探索，完成了對古典目錄學史的第一次總結，他所涉及的內容，從方法論的意義上為后人奠定了如何考察古典目錄學史的研究體系和基本格局。 對古典目錄學史的研究探討，促使胡應麟自覺地考察了古來圖書事業(yè)的發(fā)展情況，這就是本書第三章的內容。胡應麟這一方面的考索研究，與他對古典目錄學史的研究一樣，對后世圖書事業(yè)史研究基本思路和格局的建立，具有重要的方法論意義。 第四章，考察胡應麟的文獻辨?zhèn)螌W成就。包括對胡應麟之前文獻辨?zhèn)吻闆r的簡要記述，胡應麟撰作辨?zhèn)螌木売?，他對古來偽書類例的歸納，他在“熟讀此書及諸書本末”的總原則下所總結的“辨?zhèn)伟朔ā保谋鎮(zhèn)螒B(tài)度、辨?zhèn)螌嵺`和辨?zhèn)翁厣取：鷳雽螘闆r的考索，直接導源于他的目錄學史研究。他是第一個對中國傳統(tǒng)的文獻辨?zhèn)握归_了理論探討和方法總結的學者，以其嚴謹求實的客觀求真態(tài)度，對百余部古來偽書進行了真?zhèn)慰急?，使其理論與實踐有機統(tǒng)一起來，成為辨?zhèn)螌W史上的重要實踐家。他的著作也成為近代以來理論與實踐相結合的辨?zhèn)螌W著作的范型，為文獻學發(fā)展做出了重大貢獻。 第五章，考察胡應麟的史學貢獻。按照胡應麟自己的分類，他并不是地道的史學家，而只能說是史學評論家。然而博學精思的治學氣象，卻使他的史學評論，無論是“三長二善”的史家修養(yǎng)論，還是史有別才論、史家多厄論以及對史學評論原則的探討，都具有理論意義和現實意義。他對史料、史注的認識及注釋史書等史學實踐活動，表明他并非只是空發(fā)議論，而是和史學實踐緊密相連，反映出他治學崇尚實際的風格。而他的一些具體的史學評論，也多為后人所繼承和發(fā)展。 胡應麟以考證為治學第一要素，他遇事皆考、凡事必考的治學特點，使其考證文字成為他學術研究的主體內容。本書第六、七兩章就專門討論胡應麟的各項考證工作。包括他對楊慎訛誤的考證，他的歷史考證、文獻考證，及其考證精神、考證態(tài)度、考證原則和探討學術規(guī)范等問題。在明代抄襲成風的學術氛圍下，胡應麟能不為風氣所囿，根柢群籍，發(fā)為文章，強調一家自得之學，為中國傳統(tǒng)學術的正常發(fā)展做出了重要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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