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古代語言學史

　　“千古多文人而少良史”本書則是一本難得的寫中國語言學史的書著作。本書前言學科。我們中國人自覺地對語言進行研究，起碼也有兩千多年的歷史了。我國古代沒有語言學（Linguistics）這個名稱，只有所謂“小學”?！靶W”的內(nèi)容與我們現(xiàn)在所說的廣義語言學大致上相當。古人為什么要把語言文字之學稱之為“小學”呢？這也有一個歷史發(fā)展的過程?！靶W”原本是指八歲至十四歲的幼童讀書的學校?！洞蟠鞫Y記·保傅》：“及太子少長，知妃色，則人于小學。小者所學之宮也?！北R辯注：“古者太子八歲入小學，十五人太學也?！睗h崔定《四民月令》說：“農(nóng)事未起，命成童以上入太學，學五經(jīng)；命幼童入小學，學篇章?！薄捌隆笔侵浮渡n頡篇》之類的識字課本。因《蒼頡篇》“斷六十字以為一章，凡五十五章?！惫室浴捌隆敝复@類字書。在《漢書·藝文志》中，“小學”這個概念產(chǎn)生了新的意義，已由“學?！币瓿觥皩W科”的意思?！端囄闹尽氛f：“凡小學十家，三十五篇?！薄靶W”己成為一“家”之言，其內(nèi)容全都是蒙童識字課本。《爾雅》、《小爾雅》這些書不算在“小學”家之類，其理由就是后來《隋書·經(jīng)籍志》說的，“《爾雅》諸書，解古今之意”，故附經(jīng)籍之后?？梢姡瑵h代所說的“小學”實際上只限于文字學，它的具體內(nèi)容包括解釋文字的形體結(jié)構(gòu)（六書，六體）、“通知古今文字”，以及“正讀”字音等。在《隋書·經(jīng)籍志》中，“小學”這個概念又進一步擴大。其內(nèi)容除字書之外，還包括訓詁（如《說文》、《字林》等）、音韻等方面的著作，而《爾雅》、《小爾雅》、《方言》、《釋名》等仍列入“經(jīng)義”一類，不入“小學”之林。直到《舊唐書·經(jīng)籍志》，才把《爾雅》等書列進“小學”一類，從此，“小學”的基本內(nèi)容才確立下來。只不過在宋代，又有人把“小學”稱之為“文字之學”。如晁公武《郡齋讀書志》卷一說：文字之學凡有三：其一體制，謂點畫有衡縱曲直之殊；其二訓詁，謂稱謂有古今雅俗之異；其三音韻，謂呼吸有清濁高下之不同。論體制之書，《說文》之類是也；論訓詁之書，《爾雅》、《方言》之類是也，論音韻之書，沈約《四聲譜》及西域反切之學是也。三者雖各一家，其實皆小學之類。晁公武把“小學”稱之為“文字之學”，這說明古代的“小學”家并不把語言看做是自己研究的對象，即使在事實上研究的是語言問題，他們也是從文字的角度來看待這種研究的，晁公武所說的三個方面的內(nèi)容，就是指的字形（體制）、字義（訓詁）、字音（音韻），即通常所說的文字學、訓詁學、音韻學。由于古人認為“小學”就是“文字之學”，而且總是把“小學類”放在“經(jīng)部”之中，因此，后人就產(chǎn)生了兩種不正確的看法：一、19世紀以前，中國還沒有語言學；二、“小學”是“經(jīng)學”的附庸。古代的語言學不能算是一門獨立的學科。第一種看法是受西方的影響產(chǎn)生的，第二種看法是古已有之。這兩種看法都有一定的道理，但并不全對。關于中國古代有無語言學，這里有個標準問題。我們不應拿現(xiàn)代語言學的標準去衡量古代語言學，更不應該拿西方語言學的標準來硬套。我們應該從事實本身出發(fā)。我們的古人在東漢未年就已經(jīng)能用二分法分析漢語的音節(jié)，從魏晉以后，就能很好地對漢語的聲、韻、調(diào)進行分析，并在此基礎上，產(chǎn)生了反映漢語實際語音系統(tǒng)的韻書（如六朝韻書以及《中原音韻》等），宋元時代又產(chǎn)生了聲韻調(diào)相配合的等韻圖，明清時代還產(chǎn)生了歷史語音學，有的人己明確認識到：“今音不同唐音”，“唐音不同古音”，“音韻之不同必論其世。約而言之，唐虞夏商周秦漢初為一時，漢武帝后泊漢未為一時，魏晉宋齊梁陳隋為一時?！睗h語音韻學的發(fā)展，從總的趨勢來說，是和漢語語音的實際發(fā)展情況相符合的。在詞匯研究方面，公元一世紀就產(chǎn)生了《方言》，二世紀末又產(chǎn)生了《釋名》，這些著作基本上是以當時的口頭詞匯作為研究對象的，可見，我們的古人無論是對漢語語音的研究，還是對漢語詞匯的研究，都有相當一部分內(nèi)容是屬于語言學性質(zhì)的。就是在今天，我們?nèi)匀话堰@種性質(zhì)的研究劃在語言學的范圍之內(nèi)。古代語言學是否算是一門獨立的學科呢？回答這個問題時，我們應當確立這樣一些原則：當我們衡量一門學科是否具有獨立的資格時，首先要看它有無獨特的研究對象，其次要看它有無獨特的研究方法，其次要看它有無獨特的科學體系，其次要看它有無獨特的研究成果。用這些原則來衡量一下，我們可以說，從漢代開始，語言學已經(jīng)算是一門獨立的學科了?！斗窖浴?、《說文》、《釋名》這三大名著的產(chǎn)生，就是語言學獨立成為一門學科的標志。我們說楊雄、許慎、劉熙是語言學家，大概多數(shù)人是會贊同的吧。漢以后，各個歷史時期都有人從事語言學的研究工作，也可以說得上是“江山代有才人出”。像李登、張揖、沈約、顏之推、陸法言、陸德明、顏師古、徐鉉、徐鍇、吳域、韓道昭、周德清、陳第、方以智、顧炎武、江永、戴震、段玉裁、王念孫、王引之、江有誥、陳澧、俞越、孫詒讓等人，都是重要的語言學家。他們在漢語、漢字研究方面，積累了不少寶貴的經(jīng)驗，創(chuàng)造了一套完整的研究方法，形成了優(yōu)良的傳統(tǒng)。當然，他們在觀點上、方法上，也有不少缺點和錯誤，在本書的有關章節(jié)中將會具體論述。另外，我們也應看到．古代的語言文字學和經(jīng)學的關系的確非常密切，但古代哲學與經(jīng)學的關系不是更為密切嗎？就是史學、文學與經(jīng)學的關系在先秦時代也不是那么分明的。《詩經(jīng)》是道道地地的“經(jīng)”，但它是不折不扣的文學作品，《書經(jīng)》是道道地地的“經(jīng)”，但又是不折不扣的歷史著作。如果我們還跟古人一樣，只在“經(jīng)學”這個概念中兜圈子，不唯看不到語言學的獨立存在，就連文史哲的獨立存在也成問題了。就語言學的三個部門而言；也不可一概而論。訓詁學與經(jīng)學的關系最為密切，文字學次之，音韻學的研究成果可以用于“經(jīng)學”，但音韻學的產(chǎn)生和發(fā)展跟經(jīng)學并沒有多大的關系，如《切韻》系韻書和《中原音韻》系韻書的存在，難道不是獨立的嗎，能說這些著作都是經(jīng)學的附庸嗎！有的人之所以不承認中國古代有語言學，不承認語言學的獨立存在，一方面是受了“洋教條”或“土教條”的束縛；另一方面，也是更主要的方面，是對中國古代語言學沒有作深入的研究。所以，我們要加強對語言學史的研究工作，要造就一批既懂得辯證法、唯物主義，又能貫通古今的語言學史工作者，要寫出多種不同風格、不同流派的《中國古代語言學史》來。圍繞著這個任務，我們有下面一些工作要做：用先進的理論作指導，對中國古代一些語言學名著重新進行整理；要把古代語言學著作的系統(tǒng)、流派清理出來，從理論上建立起歷史的聯(lián)系，弄清中國語言學史的一些基本規(guī)律；要開展斷代語言學史的研究，如，“明代語言學史”、“清代語言學史”這樣的題目，還從來沒有人做過，做好這些題目，有利于對整個中國古代語言學生進行深透的研究；對古代語言學著作中的一些常見的名詞術語要進行一番徹底的研究，基本名詞術語搞不請，我們就難以對古人的學術成果作出準確的評價；要寫好古代語言學家的評傳。我的意思并不是說要等這些工作全都做好了之后，才能動手去寫一部《中國語言學史》。而是認為：這些工作是究究中國語語言學史的人應當做的。有一定數(shù)量的人來從事這種研究工作，中國語言學史的研究水平才會有一個很大的提高。有人問：研究中國語言學史究竟有什么意義呢？在這里，我談點不成熟的意見：世界上每一個民族都有自己的文化傳統(tǒng)，每一個民族在發(fā)展過程中都應尊重自己的文化傳統(tǒng)，繼承并發(fā)揚自己優(yōu)秀的文化傳統(tǒng)。語言學史是整個文化史的一個部分，不僅研究漢語的人應了解漢語研究的歷史，就是研究哲學史、文學藝術史的人，也應該對漢語研究的歷史有一個起碼的了解。傳統(tǒng)語言學和現(xiàn)代語言學雖然觀點、方法都很不一樣，但歷史的經(jīng)驗還是非常值得我們注意的，至少也應該把它放在跟介紹外來經(jīng)驗一樣的位置上來對待。拿漢語史的研究來說，在很多方面就要利用古代語言學的成果，如果撇開這些成果，我們對漢語史的研究就會碰到很大的困難。研究語言學史還要解決一個分期的問題。本師王力先生在《中國語言學史》（山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中將整個中國語言學史劃分為兩個大階段：第一階段是從漢代到清代未年，第二階段是從1899年別1949年。臺灣省有位語言學家認為第二階段（西學東漸的時期）的上限應提到明末。我個人認為這個意見不可取。明末至清代，某些西洋傳教士和外交家，雖然也寫了一些研究漢語的著作，中國的某些語言學家也接受了一些西方語言學的影響，但這并非主流，不應作為分期的根據(jù)。王力先生以《馬氏文通》（1898年）作為兩大階段的分水嶺是很正確的。因為《馬氏文通》是一部具有劃時代意義的著作，它的出現(xiàn)，意味著古代語言學的終結(jié)，標志著現(xiàn)代語言學的開端。不過，我認為古代語言學史和現(xiàn)代語言學史應該分開來寫，各自獨立成篇。本書名為《中國古代語言學史》，就整個中國語言學史（古代的、現(xiàn)代的）而言，它只寫了第一個大階段的內(nèi)容。在這一階段中，我又分為六個時期，即：先秦時期（？──公元前3世紀）；兩漢時期（公元前2世紀──公元3世紀初）；魏晉南北朝時期（公元3世紀──公元6世紀）；隋唐宋時期（公元6世紀末──公元13世紀）；元明時期（公元13世紀中葉──公元17世紀初）；清代（公元17世紀中葉一公元19世紀）。古人在漢語研究中所造成的階段性的特點，是我們進行分期的主要依據(jù)。先秦時代以研究事物名稱為特色；兩漢以研究文字、詞匯為特色，魏晉南北朝是漢語語音研究的開始階段，是詞義研究進一步發(fā)展的階段；隋唐宋是漢語語音研究趨向穩(wěn)固、統(tǒng)一的階段，在文字學、語義學方面沒有取得什么象樣的成就，元明時代的語音研究以面向?qū)嶋H為主要特色；清代以研究古音古義為根本特色，這是古代語言學進行大總結(jié)的時期。階段的劃分只能以反映某一時期的本質(zhì)特征為原則，不可能照顧到各個方面，如拿等韻學的發(fā)展來說，應該是宋元算一個階段，明清算一個階段。而從全盤考慮，清代語言學不同于以往各代，特點很突出，應自成一段。我以為不必用絕對的觀點來看待分期的問題，期與期之間不可能是一刀兩斷的，中間有過渡，有聯(lián)系，不一致，這都是很自然的事，只要大致上合理，就不必斤斤計較了。一本中國古代語言學史究竟應當怎么個寫法才好呢？這個問題我也仔細琢磨過。首先，我以為跟哲學史、文學史的寫法應有所不同，如在語言學史中就無須用很大的篇幅去講作者的世界觀，去分析作品的思想性，也不必費很多的筆墨去談社會背景，但語言學又跟文學、哲學、佛學、經(jīng)學等有密切的聯(lián)系，把這些聯(lián)系恰如其分地揭示出來，對研究古代文化史也不無裨益。其次，怎么寫跟為誰而寫是分不開的，本書是為大學生和具有同等水平的語文工作者而寫的，這些同志一般都學過“音韻學”“漢語史”這樣一些課，所以我要力避重復，凡是在這些課程中已經(jīng)解決得很透的問題，本書就少談或不談，如《廣韻》是古代語言學史中第一流的名著，本書只有兒句話就交代過去了，就是基于以上的考慮。第三，我以為不論怎么個寫法，似乎都應當把各個時期的語言文字學原著放在中心地位來評說，離開了原著，

　　何九盈，湖南安仁縣人，1932年生。1961年畢業(yè)于北京大學中文系，現(xiàn)任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導師。30多年來，何九盈致力于古漢語和漢語史的教學與研究工作，主要著作有《古漢語音韻學述要》、《上古音》、《古韻通曉》、《古漢語詞匯講話》、《實用文盲詞典》、《中國古代語言學史》、《中國現(xiàn)代語言學史》，另有學術論文數(shù)十篇。他的小傳被收入多種辭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