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書主要講述的是作者所經歷的一些事,日本攻占上海后,宋慶齡轉移到一個新的地點——香港去繼續(xù)她的工作。在轉移出去之前,她又得過一關,因為她的寓所雖在法租界(上海的公共租界和法租界歸外國人管轄,在法理上是中立地帶),但現(xiàn)在除在附近經常出沒的密探外,又多了一些前來監(jiān)視的日本特務。為了麻痹這些家伙,在動身的那一天——1937年12月23日——她在家中安排了一種使人不可能產生任何疑竇的安詳景象。兩位外國女友到家里來喝茶,一會兒新西蘭友人路易·艾黎也來了。她和貼身女傭李姐從后門登上艾黎雇來的出租汽車,然后開往公共租界的外灘碼頭,登上一艘掛外國旗的沿??洼啞K妙^巾捂住半個臉龐(那天天氣很冷),一只手挽住艾黎的結實的臂膀,顯得十分輕松自如地一同走上跳板,沒有人來得及阻止和盤問。在國內事務方面,她的工作是保持、加強和推進抗日民族統(tǒng)一戰(zhàn)線及其核心——國共兩黨的重新合作,這在抗戰(zhàn)期間曾經幾起幾落。在國際上,她幫助建立和加強反法西斯陣線。為了在戰(zhàn)火紛飛的中國實現(xiàn)內部團結并擴大進步影響,她始終不懈地努力。在到香港的最初一兩年中,她工作的中心是加強當時正在出現(xiàn)的積極的、建設性的發(fā)展趨勢。特別是她對國民黨于1938年春在武漢召開臨時代表大會所通過的、統(tǒng)一戰(zhàn)線導向的《抗戰(zhàn)建國綱領》,表示堅決支持。她在4月間同何香凝聯(lián)名發(fā)表致國民黨領導的公開信,認為這個綱領須付諸實施,而不應只停留在紙面上。她們都是國民黨中央執(zhí)行委員會委員,并且始終如一地主張國共合作(雖然幾乎長期處于孤立狀態(tài))。她們沒有實權,但受到公眾尊敬。在這封信中,她們就國民黨對國家和人民的責任,提出七點建議:“一、重振黨紀,嚴厲制裁一切偷生怕死、貪污舞弊、欺民枉法之負責黨員……;二、尊重民意,實現(xiàn)民權,徹底取消一切有形或無形壓制民意、妨礙民權之法令;三、……停止任何方式之黨派斗爭,務使全國人民一致精誠團結;四、時刻不忘當前民族國家之恥辱,勝困不驕,敗亦不餒,貫徹抗戰(zhàn)建國之目的,切勿中途易轍。凡稍得勝利,即妄冀和平、實為屈辱之主張,尤應堅決反對,勿使我民族國家,重蹈萬劫不復之地;五、嚴防敵寇陰謀,勿中其一切挑撥利誘之伎倆,務使其不戰(zhàn)亦能滅亡中國之毒計無從實現(xiàn);六、嚴厲執(zhí)行褫奪從事傀儡漢奸者之公民權,沒收其全部財產,如身為黨政負責人員,尤應加以嚴峻之刑律……;七、勿忘全國同胞在被占區(qū)域及作戰(zhàn)區(qū)域……種種慘痛……黨政當局貴能犧牲少數(shù)人之安榮利祿,而以解除全國人民生活苦痛為前提……救濟難民、撫慰流亡、優(yōu)恤陣亡將士家屬及死難同胞、取消與禁止一切苛捐雜稅及高利貸,斟酌情形豁免賦稅,或減低租稅等等,當努力實行,務使全國同胞樂于追隨吾黨,抗戰(zhàn)到底?!睂?zhàn)時逃避兵役的人和逃亡的人,宋慶齡是毫不同情的。她在6月2日致函廣東省政府主席吳鐵城,提出應制止民眾逃入香港(婦孺老弱除外)。年輕力壯者和富裕者大批出亡會降低海外對中國的尊敬。應訓練更多壯丁參戰(zhàn)、改善防空設備、照顧難民生活。她對投降主義的心態(tài)和陰謀感到十分憤怒和厭惡。1938年5月25日給新西蘭籍同事杰姆斯·貝特蘭的信中,她譴責了中國的投降主義并聯(lián)系到歐洲的情況:“那些失敗主義者又在嚷嚷和平了。但在我心里毫無疑問:我們——人民——將抵抗到底。希特勒已下令召回所有德國軍事顧問(他們過去幫助國民黨打中國紅軍,后來有一個短時期幫助打日本,現(xiàn)在日本又成了納粹德國的盟友)。他們全都不愿意回去。希特勒還沒有意識到他正在干一件什么樣的蠢事……把那些有問題的人和那些間諜從我們中間清除出去之后,我們會戰(zhàn)斗得更好。”1938年7月7日,在《抗戰(zhàn)的一周年》一文①里,宋慶齡贊揚了一年來克服巨大困難而進行的嚴酷的、犧牲慘重的戰(zhàn)斗,但警告說,這“不過是爭取我中華民族解放、獨立的開始”,并須警惕“國內實不乏怯于對外、勇于對內的政治家,抗戰(zhàn)伊始,即抱失敗主義,一聞敵人有意言和,即入出活動,恨不能立刻成為事實?!獢財鄶晨芮致缘牧硪恢荒帧握T和的陰謀”。她還說,《抗戰(zhàn)建國綱領》雖已公布,還有待于實行。對人民進行政治動員和軍事訓練是必要的。同樣必要的是發(fā)動國內及華僑的富有者,籌資開發(fā)中國的西南和西北地區(qū)?!案纳迫嗣裆嫛?、“改善政治機構”(這是她經常提到的主題)都“須立即求其實施”。政府應盡速召開“國民參政會”,“不僅聽取彼等意見,貴能迅予執(zhí)行彼等……之提案,進而能改變參政會之職權,不僅為一中樞政府之咨詢機關,而為民主政治國會職權之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