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王小波、鄭文光、郭以實、葉永烈等外,少有文學家受過自然科學、數(shù)學與邏輯學的良好教育,甚至,我以為,大多數(shù)作家和我差不多,基本上是科盲。這是中國文人常常激憤、失落、大言與現(xiàn)實脫節(jié)的原因之一,哪怕是最不重要的原因之一。
科學讓我恐懼什么?這有點像一個聳人聽聞的標題。很難想像,今天還會有人不近情理地拒絕科學。19世紀的盧梭曾經譴責過科學。在他看來,科學和藝術導致了傷風敗俗。然而,這種觀點已經得不到多少人的贊同了?,F(xiàn)今,我們已經習慣于將科學精神視為一個人乃至一個民族的優(yōu)良品質。
隨著人類社會的發(fā)展,尤其工業(yè)化以來人類活動對地球表層作用的急劇增強,引發(fā)諸多涉及人類生存發(fā)展的重大問題,并已引起國際社會嚴重關切和行動。在這種背景下,進行關于人—自然關系的思考,重新審視人—自然關系,建立當代新的理念,付之行動,是必要和重要的。
當古老的帝國被迫打開國門、融入世界之后,中國的知識精英從過去重點關心社會秩序轉而更加關注國家的富強和社會的繁榮(換言之,就是更加關注落后的生產力、落后的經濟同國家安全、民族尊嚴和人民不斷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之間的矛盾),認識到了物質和經濟的重要基礎作用??茖W技術的重要性迅速凸現(xiàn)出來。
人的存在即有人文與科學的兩種需要,也有人文與科學的兩種性能。全面認識人的存在內涵及其潛能是人文的事,也是科學的事。但在人的歷史的發(fā)展過程中往往有重視或強調此一面而忽視或抑制另一面的現(xiàn)象。但這只應看做是人類歷史發(fā)展中一個階段面臨的問題,而非人類整體及平衡發(fā)展的方向與需求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