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宋寓言注譯

　　在我國，“寓言”一詞最早見于《莊子》一書。戰(zhàn)國時哲學家莊子（約公元前369—前286），名周，字子休，宋國蒙邑（今屬河南）人。其所作《莊子·寓言》篇中有“寓言十九”等語。后人注曰：“寄之他人，則十言九見信?！笔柙唬骸霸?，寄也。世人愚迷，妄為猜忌，聞道己說，則起嫌疑，寄之他人，則十言而信九矣?！贬屛脑唬骸霸?，寄也。以人不信己，故托之他人，十言而九見信也”（清·郭慶藩《莊子集釋》卷九）。莊子所說寓言，即假借他人之言，論說自己之意，與當今所謂寓言涵義極不相同。今人對寓言的解釋，或說：“寓言是抒情和敘事文學的一種體裁。它必有所諷喻，或寄托一個教訓，或闡發(fā)一個理念，在這個意義上說，類似哲理詩，是抒情；它又必是一種比喻，具有一定的故事情節(jié)和性格形象，在這個意義上說，類似故事詩，是敘事”（公木朱靖華《歷代寓言選·前言》）?；蛘f：“所謂寓言，就是作者的話寄托在臆造的故事中，在假托的故事中寓藏著作者對人生的認識和感受”（楊公驥《中國文學·戰(zhàn)國時代的寓言文學》）?；蛘f：“寓言是借助于帶有勸諭或諷刺性質的簡短故事來闡明一定道理的文學體裁”（《中國大百科全書·中國文學》）等等。從不盡相同的種種表述中可知，今之寓言所指是文學體裁的一種。它多是結構簡短，帶有勸諭或諷刺的故事。以或人或物為主人公，憑借故事情節(jié)以此喻彼、以遠喻近、以古喻今、以小喻大，使深奧的道理體現(xiàn)其中。的故事性、深刻的寄寓性是寓言的基本特點，特別是起著諷喻、勸戒、啟迪作用的寄寓性更是它與其他文學作品的根本區(qū)別。我國古代寓言歷史悠久、源遠流長，早在春秋戰(zhàn)國時期即已盛行。當時社會矛盾尖銳，階級斗爭激烈。為爭霸天下，各國統(tǒng)治者亟需思路敏捷、遠見卓識者為自己出謀劃策，于是出現(xiàn)了百家爭鳴、辯士橫議的局面。為信于人主，游說者常以諷喻深刻、形象生動的寓言故事來闡明自己的哲學觀點或政治主張。如古今相傳的《杞人憂天》、《愚公移山》、《揠苗助長》、《庖丁解?！?、《守株待兔》、《刻舟求劍》、《狐假虎威》、《南轅北轍》等優(yōu)秀寓言故事，即分別源自《列子》、《孟子》、《莊子》、《韓非子》、《呂氏春秋》、《戰(zhàn)國策》等諸子百家著作中。我國先秦寓言創(chuàng)作繁榮的黃金時代亦緣此而形成。隨著社會歷史的發(fā)展，寓言與其他文學創(chuàng)作一樣時盛時衰。除先秦外，我國古代寓言文學創(chuàng)作發(fā)展的高潮期尚有唐宋、明清。特別是唐宋時期的寓言創(chuàng)作以其寓意深刻、氣魄宏大、題材廣泛、風格多樣等優(yōu)勢，使寓言這種文體成為我國古代文學百花園中引人注目的奇葩。唐朝（618—907），是在農(nóng)民戰(zhàn)爭摧毀隋朝統(tǒng)治的基礎上建立起來的。唐初統(tǒng)治者看到政治腐敗、殘酷暴虐是導致隋朝滅亡的根本原因，農(nóng)民起義是顛覆隋朝的偉大力量，從而懂得了“舟所以比人君，水所以比黎庶；水能載舟，亦能覆舟”（《貞觀政要》卷四）的道理，深感“以古為鑒”的重要性。他們采取均田制、租庸調法等一系列措施來發(fā)展生產(chǎn)、安定人民生活、緩和階級矛盾，以致出現(xiàn)了初唐、盛唐時的繁榮景象。然而入唐以后，六朝以來，特別是齊、梁那種“遺理存異，尋虛逐微，競一韻之奇，爭一字之巧。連篇累牘，不出月露之形，積案盈箱，唯是風云之狀”（《隋書》卷六十六《李諤傳》）的駢儷文體和浮艷文風仍在盛行，嚴重束縛著人們思想感情的抒發(fā)，阻礙著文學創(chuàng)作的發(fā)展。當時文壇中的蕭穎士（708—759）、李華（715—766）、元結719—772）等人，提出為文應“極帝王理亂之道，系古人規(guī)諷之流”（《唐元次山文集》卷第二《二風詩論》），要有“救世勸俗”的作用。他們將這些理論體現(xiàn)在自己的創(chuàng)作實踐中，除散體文，還寫了不少優(yōu)秀寓言，如李華的《鶚執(zhí)狐記》、元結的《丐論》、《惡圓》等。他們理所當然地成為唐代古文運動的先驅者。安史之亂（755—763）后，唐朝由盛而衰。藩鎮(zhèn)割據(jù)、宦官專權、豪強兼并，致使國家出現(xiàn)了“制度弛紊，疆理墮壞，恣人相吞，無復畔限，富者兼地數(shù)萬畝，貧者無容足之居”（唐·陸勢《陸宣公集》卷第二十二）的局面。如何改變現(xiàn)狀，建立新的社會秩序是當時各界人士關注和議論的話題。暢抒思想，徹底扭轉浮艷文風即成為不可阻擋之勢。此時文壇中的韓愈（768—824）“奮不顧流俗，犯笑侮”，反對魏晉以來的駢文，推崇漢時司馬相如、司馬遷、劉向、揚雄等人的文章。自己為文亦能“卓然樹立，成一家言”（《新唐書》卷一百七十六本傳）。他和柳宗元（773—819）等人在繼承先秦、兩漢古文的基礎上，提出“文以載道”、“詞必己出”、“文從字順”等文學主張，以便于抒情立言、狀物敘事、風格健康的奇句單行的散文體代替了“駢四儷六，錦心銹口”的駢體文。由此逐漸形成了中唐聲勢浩大的古文運動。在古文運動的推動下，唐代寓言創(chuàng)作高潮亦隨之而起。韓愈根據(jù)秦朝名將蒙恬（？—前210）改制毛筆的傳說，著有《毛穎傳》。毛穎，即指用兔毫所制的筆。寓言開端寫毛穎的誕生，再寫其勞苦功高和對秦始皇的忠心：“自結繩之代以及秦事，無不纂錄；陰陽、卜筮、占相、醫(yī)方、族氏、山經(jīng)、地志、字書、圖畫、九流百家、天人之書，及至浮圖、老子、外國之說，皆所詳悉；又通于當代之務，官府簿書，市井貨錢注記，唯上所使。”最后卻因“老而禿”、“不中書”，被秦始皇遺棄。寓言以人格化毛穎的遭遇揭露了統(tǒng)治者“賞不酬勞，以老見疏”的冷酷無情的社會現(xiàn)實。柳宗元讀后即“甚奇其書，恐世人非之”，便作《讀韓愈所著毛穎傳后題》贊道：“凡古今是非六藝百家，大細穿穴用而不遺者，毛穎之功也。韓子窮古書，好斯文，嘉穎之能盡其意，故奮而為之傳，以發(fā)其郁積，而學者得以勵，其有益于世歟！”推崇他人之余，柳宗元亦成功地創(chuàng)作了寓意深刻、題材廣泛的優(yōu)秀寓言二十余篇，如《謫龍說》、《羆說》、《蟲負蝂傳》、《憎王孫文》、《哀溺文》、《種樹郭囊駝傳》、《梓人傳》、《臨江之麋》、《黔之驢》、《永某氏之鼠》、《鞭賈》、《東海若》等，從不同角度諷刺和鞭撻著社會的黑、吏治的腐敗、人間的丑陋，使人們從中明辨是非，受到啟迪。他的寓言詩《行路難》、《籠鷹詞》、《跂烏詞》、《放鷓鴣詞》等，同樣筆鋒犀利，發(fā)人深省。這在當時文人中是首屈一指的。鄭振鐸先生曾在《寓言的復興》一文中說：“韓愈、柳宗元諸作家，似亦頗有意于著作寓言。柳宗元尤為努力。他所作的永氏鼠、黔驢之類亦還有趣。在中古時代而見這種作品，有如在北地見幾株翠柳綠竹臨風擺搖，至可珍異。”這說明柳宗元在我國唐代寓言創(chuàng)作和發(fā)展中的功績是不可磨滅的。劉禹錫（772—842），亦是古文運動中的重要人物。史稱“貞元、大和之間，以文學聳動縉紳之伍者，宗元、禹錫而已。其巧麗淵博，屬辭比事，誠一代之宏才”（《舊唐書》卷一百六十本傳）。又說：“唐之文風大振于貞元、元和之時，韓（愈）柳（宗元）倡其端，劉（禹錫）白（居易）繼其軌”（宋·謝采伯《密齋筆記》卷三）。除優(yōu)秀詩文，劉禹錫撰有《鑒藥》、《儆舟》、《說驥》等，都是警世和教育作用很強的寓言佳作。另有多篇以散文作引子的詩體寓言，如《養(yǎng)鷙詞》并引、《昏鏡詞》并引等。李翱（772—841），是中晚唐享有盛譽的文人。他“始從昌黎韓愈為文章，辭致渾厚，見推當時”（《新唐書》卷一百七十七本傳）。有寓言《截冠雄雞志》、《國馬說》等傳世。晚唐的羅隱（833—909）、皮日休（約834—883）、陸龜蒙（？—約881）等，也是古文運動的積極響應者。魯迅先生曾說：“唐末詩風衰落，而小品放了光輝。但羅隱的《讒書》，幾乎全部是抗爭和憤激之談。皮日休和陸龜蒙自認為隱士，別人也稱之為隱士，而他們在《皮子文藪》和《笠澤叢書》中的小品文，并沒有忘記天下，正是一塌胡涂的泥塘里的光彩和芒鋒”（《南腔北調集·小品文的危機》）。他們的小品文中有不少膾炙人口的寓言佳篇，如羅隱的《說天雞》、《荊巫》、《槎客喻》；皮日休的《悲摯獸》；陸龜蒙的《招野龍對》、《蠹化》、《野廟碑》等。他如來鵠的《貓虎說》、林簡言的《紀鸮鳴》、楊夔的《較貪》、無能子的《鴆蛇之毒》等寓言，都各具特色。從以上不難看出，寓言作為完整獨立的文體形成于唐代。在古文運動的推動下又日趨完美，并取得了與詩歌、小說等文學作品同等重要的地位，在我國古代文學百花園中爭奇斗艷。而柳宗元又是眾多寓言作者中的佼佼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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