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學的形上學問題探本

　　《心學的形上學問題探本》所探討的，是王陽明及其后學的心學問題。按照傳統(tǒng)的說法，王陽明心學直接來源于南宋的陸九淵。但是，如果不是停留在“現(xiàn)成的”結(jié)論上，而是深入到新儒學的問題本身，就會發(fā)現(xiàn)，與陸九淵相比，陽明乃至整個陽明后學所面對的問題，顯然要復雜得多。若以整個新儒學的問題來看，其形而上學的理論架構的真正建立者不是別人，正是朱熹。關于這一點，作者在“導論”中作了詳細論述。后起的陽明學恰恰不得不面對朱熹這一形而上的顯學文本，無論是從歷史的淵源、語詞的運用還是體系的建立上，都是如此。這是作者對心學與新儒學即理學關系進行縱向和橫向考察之后得出的令人信服的結(jié)論。這一結(jié)論成為貫徹全書的基本觀點。在往后的論述中，作者始終堅持這樣一種方法，即在橫向的陳述中，堅持縱向的歷史觀察，于傳承、變化中闡明不同心學家的全新的提問方式、思考方式。就陽明文本講，既有與新儒學體系割不斷的歷史因緣，同時又有前、后期的不同階段。作者是以“致良知”這一宗旨的提出作為前、后期的分水嶺的。這一劃分與以前的包括黃宗羲以來的傳統(tǒng)看法有很大不同，顯示了作者不是平面地進行歷史敘述，而是深入到問題本身，揭示陽明心學形成、發(fā)展的內(nèi)部脈絡。王陽明提出“良知說”，是理學發(fā)展中的一次重大轉(zhuǎn)變，這一轉(zhuǎn)變的實現(xiàn)，在于提問方式的轉(zhuǎn)變（也是敘述方式的轉(zhuǎn)變）。在提出“致良知”之前，他的學說中的主要范疇是“心體”、“性”、“天理”，核心命題是“心即理”。這正是對宋儒表述方式的繼承。但就其特征而言，這些范疇只是“預設”。宋儒對這些“預設”的陳述有一個“客觀”的方式，在王陽明這里，此“客觀”的方式?jīng)]有了（這只是從心性本體論上說，如果從宇宙論上說，王陽明始終是承認“天理自然”之先在性的），但各范疇作為“預設”仍被現(xiàn)成地繼承下來。提出“致良知”之后，跟著便有“理障”、“無善無惡”等問題的提出，這可以說是對“心體”、“性”、“天理”諸“預設”的懸擱。而“良知”的最大特征是由“預設”走向“現(xiàn)成”，是人在道德踐履中的當下呈現(xiàn)。他認為這樣一來，朱子“心理為二”的問題就被克服了。但“良知”究竟是什么？這是研究陽明心學不能不提出的問題，但事實上我們很少追問這樣的問題。作者經(jīng)過對儒學、新儒學、陽明心學的徹底追問，明確提出，良知是一個“知情合一”的范疇。這是一個十分重要的看法，也是陽明學研究中的一次突破性進展，對于理解陽明學乃至整個儒學都有十分重要的意義。當然，陽明既以“知”命名它，則“知”的意義的彰顯是良知說的一個明顯的特色。但問題在于，何以稱之為“良知”？“知”可從兩方面來說。一方面，它是情感的自覺，可以說是“情覺”，情感才是其真實內(nèi)容；另一方面，它是“能視聽言動的”，可以說是“知覺”，“感應”是其主要方式。王陽明雖然對“心體”等預設進行了懸擱，但又沒有而且不可能完全放棄這一范疇，直到晚年還在使用它。就是說，他的良知說并沒有完全走向“現(xiàn)成”。這就意味著，“情”和“知”必須向上提升。而不同的提升，其結(jié)果也是不同的。由“情”上提而講“體”，則所謂“無善無惡”可以看作是有積極意義的“至善”的表述方式，其境界則展現(xiàn)為《大學問》的“萬物一體”說，良知的生命意義完全得以展現(xiàn)。由“知”上提而講“體”，則“無善無惡”只是具有消極意義的絕對知識，其境界只是“感應”中的“萬物一體”，與生命無關痛癢。王陽明并沒有完全走上這樣的“分解”之路，但是，在他的良知說中已經(jīng)包涵著這種分化的內(nèi)在張力。陽明所帶給我們的最富有啟發(fā)意義的就是中國心靈哲學整體性特征受到一次嚴重的震撼。心靈主體的分裂、解構已不可避免。否則，不僅認知理性無法開出，道德理性也難以挺立。正是這一“問題”，引出了陽明后學的演化。陽明后學人數(shù)眾多，異彩紛呈，近年來已引起學界的重視。但作者只選擇其中八人（王畿、聶豹、王艮、顏鈞、何心隱、羅近溪、劉宗周、黃宗羲）進行論說，意在展現(xiàn)陽明文本本身的一些問題，同時展現(xiàn)這些后學在解決這些問題時的獨特方式和貢獻。他們各自憑借對儒學特別是儒家道德哲學所遇到的各種問題的敏銳觀察和思考，提出了各自的解決方法。如顏鈞的“神道設教”，何心隱對“道德他律”的揭示，羅近溪對“信仰”即“信念”的關注，劉宗周在“體”上探尋“過”、“惡”的因子的嘗試，等等，不僅表現(xiàn)出陽明后學的不同的個性特征，而且隨著問題的不斷顯化，爭論的不斷展開，出現(xiàn)了多元化的發(fā)展趨勢。其中，宗教問題特別顯得突出，成為很多后學談論的中心話語。這是一個值得重視的現(xiàn)象。至于泰州一派的“蕩越”，則有不可“羈絡”（黃宗羲語）之勢。王畿沿著從“知”上言“體”的方向發(fā)展下去，意味著將最終脫離儒學的軌道。而聶豹的“歸寂說”似乎是補救龍溪之“弊”，實際上正是由“知”上溯而言“體”的代表人物，因而成了真正的“歸謬”。作者正是從問題意識入手，不斷追問，不斷探索，才展開了有深度的論述，形成了自己的獨特見解，具有極強的吸引力和說服力。這既是歷史的研究，又不覺得只是對過去歷史的一種“陳述”，而是時刻感到生命的躍動，與我們自己的生命緊緊相連。但是，這畢竟是一部嚴肅的學術著作，對于資料的收集、甄別是嚴謹?shù)?，對于問題的分析是縝密的，可謂“絲絲入扣”。任文利博士是一位“好學深思”之士，不愿意輕易發(fā)表著作。此書于三年前完成，但他一直沒有拿出來發(fā)表，而是繼續(xù)收集資料，思考其中的一些問題。這次終于進行了最后的修改，送去出版。僅就這種為學的態(tài)度、作風而言，也是值得尊敬的。

暫缺《心學的形上學問題探本》作者簡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