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師范大學歷史系在程應繆、張家駒、魏建猷等老一輩專家、學者的引導下，半個世紀來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成就，形成了求實、創(chuàng)新的風格，一方面著意培養(yǎng)扎實的史學功底，另一方面注意增強創(chuàng)新意識，揚長避短，占領學術前沿。目前歷史系已擁有二個博士點和一個博士后流動站。1982年，中國近現代史學科開始招收碩土研究生。1994年在中國近現代史研究室的基礎上，成立了中國近代社會研究所。2000年中國近現代史博士點經國務院學位辦批準設立，2001年在研究所的基礎上建立了中國近代社會研究中心，并于同年被評為上海市教委重點學科。學科帶頭人為唐力行教授。目前學科分為三個方向：區(qū)域社會經濟研究、社會問題與社會變遷、下層社會和幫會研究。各方向帶頭人分別是唐力行、蘇智良、周育民。上海師范大學中國近現代史專業(yè)，以轉型期中國社會研究為中心，形成了以下四個特點：一、整體中國與區(qū)域社會研究相結合。區(qū)域史研究是國際史學界的新趨向。我們重點研究的江南區(qū)域（含上海、徽州）是社會轉型頗具特色的地區(qū)。區(qū)域社會是整體中國的一部分，是整體中國的細胞形式，解剖某一個具有典型意義的區(qū)域社會，本身就有助于我們深化對整體中國的認識。而且下層民眾是生活在一個個具體的區(qū)域社會中的，我們要眼光向下，關注歷史上下層民眾的社會生活、組織結構、宗教信仰、傳統(tǒng)文化，以及他們與社會大變動的關系等等，重建社會生活的實態(tài)，都離不開區(qū)域史的研究。例如《江南儒商與江南社會》、《明清以來徽州區(qū)域社會經濟研究》、《商人與文化的雙重變奏——徽商與宗族社會的歷史考察》、《近代上海黑社會研究》、《舊上海黑社會研究》等區(qū)域性研究所構筑的社會實態(tài)，都有助于加深對整體中國的認識。我們在進行整體中國研究時，也注意充分利用區(qū)域資料，力圖做到宏觀與微觀相結合，例如《商人與中國近世社會》、《中國幫會史》、《中國會道門》等。二、長時段與短時段相結合。我們認為16世紀資本主義萌芽的產生標志著中國傳統(tǒng)社會轉型的開始。無論是區(qū)域社會的研究、秘密社會的研究還是近現代社會問題或知識分子的研究，都不能局限于1840年后社會急劇變遷的一百年，而應該把社會急劇變遷的短時段放到傳統(tǒng)農業(yè)社會向現代社會轉型的較長時段中去加以考察，才能克服傳統(tǒng)研究局限于一個較短時段的缺陷，使研究更具深度和力度。因此，我們突破了僅僅以1840年鴉片戰(zhàn)爭以后的社會變遷來考察轉型期的社會，而是提出了明清以來中國近世社會的概念，跳出近代史，又回歸近代史。如《商人與中國近世社會》；又如，對中國近代區(qū)域社會經濟的研究，其視野展拓到明清以來江南地區(qū)的社會經濟變遷，從而更加深刻地揭示了鴉片戰(zhàn)爭以來江南地區(qū)社會經濟轉型的歷史延續(xù)性和階段性；再如中國近代下層社會的研究，從清初以來游民社會的形成人手，并進而研究鴉片戰(zhàn)爭以后游民社會組織的變化；至于民間會道門的研究，則追溯到更早的歷史時段。社會問題與社會變遷研究也是如此，關于毒品問題的研究一直追溯到鴉片流人中國之初始。關于知識分子的研究則下延至當今。即便就一個較短的特定時段而進行的具體研究，如《上海小刀會起義史》、《捻軍起義史》等，也是把它們放在歷史流變的大框架中，在具體而細微的研究中為其作歷史定位。三、上層社會與下層社會研究相結合。傳統(tǒng)史學的研究局限于社會上層，而將社會下層排斥于研究的范疇之外。社會下層是歷史的主體，也是社會史研究的重要方面。下層民眾在歷史長時段的基本狀況與社會大變動時的實態(tài)是怎樣的？他們是怎樣與社會發(fā)生相互作用的？這些研究對今天具有十分重要的借鑒意義。關于下層民眾，諸如農民、市民、游民等階層，家庭、宗族、幫會、土匪、教門等下層社會組織乃至毒品、賣淫等社會問題，都與下層社會的變遷有著密切的關系；而知識分子、商人等群體既與社會下層有聯系，又頻繁地在社會上層活動或直接居于社會上層，通過對于上述各個社會群體的研究，可以比較全面地揭示中國近代社會變遷的全貌，展現轉型期社會各類社會群體的分化、重組及其心態(tài)。四、注意史學理論與方法論的創(chuàng)新。轉型時期的社會研究，是一個具有跨學科特征的綜合研究課題，我們在研究工作中嘗試引進新的理論與運用跨學科的研究方法，把研究推向深入。如區(qū)域社會經濟的研究不是就經濟史談經濟史，而是以商人這一特定的社會群體作為研究切人點，從家族制度、商人組織、商業(yè)精神等方面探討經濟與社會發(fā)展的互動，使經濟活動變成活生生的人的活動。對于游民幫會的研究，我們也不是簡單地羅列幫會在各個時期的重要活動，而是既考慮到游民幫會的共性，又充分考慮到區(qū)域社會的特點對于各地幫會的特殊風貌的深刻影響。對于知識分子的研究，在把握近代思想發(fā)展的總脈絡的同時，更加注意知識分子的個性特點。在堅持馬克思主義史學理論和方法的指導原則下，我們充分吸收并運用區(qū)域研究方法、社會學、政治學、譜牒學、心理學等等研究方法，使研究路子越走越寬，不斷創(chuàng)新。在長期的史學研究實踐基礎上，我們不僅注意史學方法的繼承和創(chuàng)新，而且注意培養(yǎng)嚴謹扎實的學風，從最基礎的史料工作做起。以商人作為切人點的區(qū)域社會經濟研究，以游民幫會、會道門作為切人點的下層社會研究以及毒品、賣淫等近代社會問題、知識分子的研究，都沒有現成的系統(tǒng)整理的史料，大量的工作都帶有原創(chuàng)性，需要從最基礎的史料工作做起。我們曾經編纂了《明清徽商資料選編》、《明清以來蘇州社會史碑刻集》等。每個專業(yè)方向的形成，幾乎都經歷了十幾年的積累，有的甚至是二、三代人的積累。我們的不少學術成果，已經為國內外學術界廣泛引用并受到歡迎。近年來中國近代社會研究中心的同仁們辛勤耕耘，成果迭出，正在發(fā)揚并發(fā)展多年來我們形成的研究特色。為加強與國內外史學界的學術交流，我們在上海市教委和商務印書館的鼎力支持下，擬出版中國近代社會研究叢書，陸續(xù)推出同仁之研究成果。希望我們的成果能為史學園地添加幾分春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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