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別支配是一種裝置

　　終于，第四部論集編完了。在這幾年里，發(fā)生了許許多多的事。有本書的中心論點——與上野千鶴子的論爭，與之相伴的各種各樣的人對我的批判、大學的變動、新環(huán)境下的新工作、各種座談會上的發(fā)言、與許多新朋友的相識，等等。有時，我在爭論中因為憤怒而發(fā)抖；有時，我因他人尖銳的質疑而狼狽不堪；有時，為了遲遲沒有進展的書稿，我恨不能詛咒自己。可是，又不知有多少次，當我在爭論中忽然被給予一個全新的視點時，我會禁不住亢奮不已；當有人一針見血地指出問題之所在時，我更會覺得如沐春風，遍身舒爽?，F(xiàn)在，我感受至深的就是，自己能夠涉足這個充滿了“刺激”的世界——女權主義領域，是多么的幸運。在撰寫本書的基礎——也就是原稿，并將之匯編成書時，我受到了許多人士的多方關照。我以前就職的御茶水女子大學哲學研究室的老師們，尤其是宮島喬先生，曾對本書中的幾篇論文提出過寶貴的意見；并且，從御茶水女子大學的學生、研究生們那里，通過討論課及研究室中的日常會話，我也學到了許多東西。在本書的校對中，皆川滿壽美尤其給了我極大的幫助，在此我深表謝意。此外，從我現(xiàn)在就職的東京都立大學社會學研究室的工作人員及老師們那里，通過日常的接觸，我也得到了很多啟發(fā)。而那些評語（包括那些采自都立大學的學生、研究生們的尖銳的批判），也都蘊含著很豐富的啟示。作為外聘講師，在東京大學研究生院教育社會學專業(yè)的討論課上，我與研究生們的探討也十分愉快、十分有益；此外，在以上智大學的目黑依子老師為中心的“女權主義與社會學”研究會（簡稱FS研）上的探討，是我撰寫收錄于本書中的數(shù)篇文章的直接契機。而東京學藝大學的山田昌弘老師，在本文中作為“男性代言人”頻頻被我請出場，實在是多有得罪了。山田老師的直率的意見，對于我本身的思維方法的形成，是既具“刺激”性，又十分有益的。從琦玉大學的山崎敬一老師那里，我受到了“行為的多系統(tǒng)性”等理論啟發(fā)，等等。我一直承蒙著大家的關照。還有，對那些我曾在社會教育的場館里見過的人們，對神奈川縣·東京都等自治團體的職員們，對初載刊物的編輯人員們，我也要從內(nèi)心里表示深深的感謝。最后，我還要向為了此書的新編稿件，辛辛苦苦地等了我兩年、每次都給了我寶貴意見的勁草書房的町田民世子，表示真摯的感謝。江原由美子1994年11月21世紀已經(jīng)近在眼前。在冷戰(zhàn)體制崩潰、民族問題和地域糾紛日趨激化之中，我們開始越來越多地不斷向自己發(fā)問，20世紀曾經(jīng)是什么？由于意識形態(tài)上對立格局的消失，許多在此之前一直被諱莫如深、難得一見的東西，已漸漸見諸報道。然而，迄今為止一直被視為理所當然的諸如“近代化”、“發(fā)展”等歷史觀的難以通用，也已漸漸具體地呈現(xiàn)在了我們的面前，毫無疑問，“歷史”已經(jīng)變得越來越不透明。當抽象性的詞匯變得不再可靠時，所有的人都在用手摸索著去探尋“歷史”。在我看來，這正是所謂的現(xiàn)代。本書是我自1991年《激進女權主義的再興》一書以來，以我即興寫就的有關女權主義的諸篇文稿為基礎構成的。（從1985年的《女性解放之思想》算起，這是我有關女權主義的第四本論文集。）這期間我的工作，基本上可以說是1991年的上野·江原論爭的繼續(xù)（參見本書第Ⅱ部所收“對上野千鶴子‘文化主義批判’的批判”、“如何使‘社會權力’的理論總結變得可能”等章節(jié)）。這一工作到現(xiàn)在也沒有結束。在這個意義上來講，這本書可以算是我依照自己的觀點對這場論爭做的一個中間小結。同時，這本書也是我用自己的手對“歷史”進行的一種摸索。在本書第Ⅰ部里，我將現(xiàn)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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