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書不僅通過列舉大量歷史事實證明了士人的“文官化”,而且將這種變化與士人創(chuàng)作緊密地聯(lián)系起來,解釋了“元和體”特征的生成原因。作者認為元白在詩里流露的反思現(xiàn)實、沉潛自適的理性氣質呈現(xiàn)出一種新的人格特點,它在很大程度上來自對文官政治制度的理性認識,這種制度意識在中唐以后逐漸加強,深化了士人對政治的理性認識,促使士人的精神面貌更加理智和內斂。在考察“元和體”的影響時,作者還特別注意到“元和體”與晚唐體之間的中介,認為白居易在晚唐臺閣唱和中的核心地位,使元白的“元和體”詩風對臺閣詩人產生了顯著的影響。這就通過臺閣士人對白居易的接受說明了這種制度意識的普遍性。作者又分析了杜牧、許渾等身居州縣和幕府的詩人的精神氣質,指出他們的理想氣質與自居易等人消極制度意識的沖突,是他們排斥“元和體”詩風的根本原因。這又從對比映襯的角度進一步闡明了制度意識的鮮明特點。而唐末五代幕府文人的文官化及其消極發(fā)展,則更證明了文官制度意識的逐漸強化。這些看法,都較以前的同類研究深入了一大步,充分展示了中晚唐到五代士風發(fā)展的曲折性和連續(xù)性。正因為全書清晰地梳理了元白“元和體”從中唐到五代的影響,本書最后一章論宋初詩壇的沿革才具備了前所未有的說服力。關于宋初詩壇的問題,新時期出現(xiàn)過一些較有分量的力作,也存在一些不同的看法。但從來沒有從宋初流行的幾種詩體的源頭去探討過它們的發(fā)展歷史和表現(xiàn)特征。本書論述這一問題可說是水到渠成。前面的源流清楚了,宋初“白體”、“晚唐體”和“元和體”的關系、宋初諷諭詩與元和體的聯(lián)系和區(qū)別自然也就容易解釋了。更重要的是,歐陽修提倡平易、革新詩文的意義從詩歌史的角度得到重新認識,各種歧見也可以迎刃而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