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之記錄（沈從文）

　　中國向有斗士和隱士兩類散文家，其最大區(qū)別在于斗士把散文當利劍，隱士拿散文當?shù)竦?。斗士慣有特立獨行，寧為玉碎的血性，也許他的劍術(shù)并不高明，卻一定要刺中要害?！疤厥獾臅r代一定會產(chǎn)生特殊的文體”，魯迅式與茅盾式散文的現(xiàn)實性和戰(zhàn)斗性，實在是他們當時所處的那個大時代的造物。要在他們的散文里尋覓矯情自飾的小情調(diào)，小惆悵，“小擺設(shè)”，則不免徒費無益。他們是把散文當“投槍”和“匕首”的，才不會把它變成高人逸士手里的小玩意，去“專論蒼蠅之微”。正如阿英所說：“在中國的小品文活動中，為了社會的巨大目標的作家，在努力的探索著這條路的，除茅盾、魯迅而外，似乎還沒有第三個人。”因而，正當大時代而一味地“品賞”“幽默”與“閑適”，就顯得十分不合時宜了。不是嗎？曾幾何時，“幽默”的老舍就遇到過難堪的尷尬，他怎會想到“幽默”竟會給他帶來“危險”！他那篇《“幽默”的危險》既是一次辯白，也是在為一己的“幽默”正名。這自然起因于魯迅對林語堂所辦《論語》半月刊的批評，而老舍當時常給《論語》寫稿。當國家身處內(nèi)憂外患之際，林語堂倡導“幽默”、性靈”，“以自我為中心，以閑適為格調(diào)”，自然便有了專事玩弄之嫌。眼里從不糅沙子的魯迅，批評林語堂將幽默導向“將屠戶的兇殘，使大家化為一笑，收場大吉?！币簿晚樌沓烧??？梢菃螐聂斞?934年6月18日寫給臺靜農(nóng)的那封信來看，他當時對老舍的幽默是更看不上眼的。他說：“文壇，則刊物雜出，大都屬于‘小品’。此為林公語堂所提倡，蓋驟見宋人語錄，明人小品，所未前聞，遂以為寶，而其作品，則已遠不如前矣。如此下去，恐將與老舍半農(nóng)，歸于一丘。其實，則真所謂‘是亦不可以已乎’者也?！边@實在有點冤枉了老舍，因為即便當時來說，老舍與林語堂的幽默路數(shù)也畢竟是有區(qū)別的，“林語堂的文章是幽默而帶滑稽，老舍則幽默而帶嚴肅。”與魯迅相比，郁達夫要豁達許多，他認為，“清談，閑適，與幽默，何嘗也不可以追隨時代而進步呢？”可見，在他眼里，一個作家是否追隨時代而進步，并不在乎他的“文調(diào)”是㈠陛靈”、“閑適”、“幽默”的，還是道文壯節(jié)、揮戈反日的。其實，魯迅也并不像有些人出于逆反心理想象的那樣，是只會“橫眉冷對”的“鐵板”一塊。在散文寫作理念上，他還是蠻“前衛(wèi)”的。他認為散文只要達到了真情實感的流露，寫作上“是大可以隨便的，有破綻也不妨?！蓖瑫r，魯迅的深刻犀利卻也是旁人所望塵莫及的，他一針見血地指出，散文的幻滅在于“模樣裝得真?！睋Q言之，在魯迅看來，散文最貴在“真”，尤忌“瞞”和“騙”的裝腔作勢。散文寫作又實在是多元的，遠非“斗士”、“隱士”兩類可以囊括。恰如梁實秋所說，“有一個人就有一種散文?！币贼斞?、周作人雖為血緣兄弟，卻“文調(diào)”迥異，即可見事實也是如此。一個人的散文寫成什么樣，或他會如何來寫，跟他的散文觀，其實也就是性格，是血脈相連的。所以，梁實秋強調(diào)，散文的“文調(diào)就是那個人。”“文調(diào)的美純粹是作者性格的流露?！彼詾椤吧⑽氖菦]有一定格式的，是最自由的?！币懊涝谶m當”。周作人則率先提出，現(xiàn)代散文是“記述的，是藝術(shù)性的，又稱作美文，”且“須用自己的文句與思想?！敝熳郧逯鲝垺耙庠诒憩F(xiàn)自己”，崇尚寫“獨得的秘密”。再比如，沈從文一味要在散文里“寫我自己的心和夢的歷史?！辈⑻貏e強調(diào)，“把文學附庸于一個政治目的下，或一種道德名義下，不會有好文學。用文學說教，根本已失去了文學的意義了?！眻猿治膶W的純藝術(shù)性，像他的同道何其芳、李廣田、蕭乾，直至他的弟子汪曾祺，均如是；章依萍則代表“海派”作家直言不諱地表示，“所謂文人的著作，在高雅之士看來，誠為不朽之大業(yè)，而在愚拙之我看來，在資本主義之下，一切的著作，無非皆是商品而已?！眻猿治膶W的商品性。像與之歸于一派的張愛玲、蘇青等，也都明確地說，他們是為生活、為錢而寫作。在今天看來，即便是為稻糧謀，卻寫得一手好文章，已無可厚非，不太再會被輕易指摘為思想格調(diào)不高或人品低下了。正是從這個角度也說明，誠如梁遇春所說，“自從有小品文以來，就有許多小品文的定義，當然沒有一個是完全對的?！笨晌疫€是最心儀他以26歲年輕生命留下的那份灑脫與率真，以及只能是天賦的靈性與悟感。他以為，散文就是“用輕松的文筆，隨隨便便地來談人生?！倍?，比起詩來，散文“更是灑脫，更胡鬧些罷！”我頗以為然。其實，追蹤20世紀中國現(xiàn)代散文的腳跡，無論是早期的“語絲派”，“論語派”，贊美母愛的“冰心體”，“跑野馬”的徐志摩散文，還是被一度奉為新經(jīng)典的楊朔、秦牧、劉白羽三家散文，直至海峽對岸立志要“剪掉散文的辮子”均余光中，甚或近來的“大文化散文”也好，“小女人散文”也罷，至少在一點上是一致的，即“我手寫我口”。不管何種“文調(diào)”，無論向雜文傾斜的硬邦邦抨擊時政的，還是抒情感懷到軟綿綿無病呻吟的，或觸景生情得悲歌哀怨、如泣如訴的，散文在某種程度上，是可以作為靈魂的避難所或精神的棲息地面存在的。藝術(shù)是獨立的，散文須是個性的。

　　沈從文（1902～1988）現(xiàn)代作家、歷史文物研究家。原名沈岳煥，筆名小兵、懋琳、休蕓蕓等。湖南鳳凰（今屬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人。苗族。1918年小學畢業(yè)后隨本鄉(xiāng)土著部隊到沅水流域各地，隨軍在川、湘、鄂、黔四省邊區(qū)生活，開始接觸中外文學作品。1923年到北京自學并學習寫作。曾去北京大學旁聽。1924年后開始發(fā)表作品，并與胡也頻合編《京報副刊》和《民眾文藝》周刊。1928年到上海與胡也頻、丁玲編輯《紅黑》、《人間》雜志。翌年任教于中國公學。1930年起在武漢大學、青島大學任教。1934年起編輯北平和天津的《大公報》副刊《文藝》。抗日戰(zhàn)爭爆發(fā)后，到昆明任西南聯(lián)合大學教授。抗戰(zhàn)勝利后，任北京大學教授，編輯《大公報》、《益世報》等文學副刊。從1926年出版第一本創(chuàng)作集《鴨子》開始，沈從文出版了7O余種作品集，被人稱為多產(chǎn)作家。至40年代刊行的作品主要有：短篇小說集《蜜柑》、《雨后及其他》、《神巫之愛》、《旅店及其他》、《石子船》、《虎雛》、《阿黑小史》、《月下小景》、《如蕤集》、《八駿圖》，中篇小說《一個母親》、《邊城》，長篇小說《舊夢》、《長河》，散文集《記胡也頻》、《記丁玲》、《從文自傳》、《湘行散記》、《湘西》等。他的小說取材廣泛，描寫了從鄉(xiāng)村到城市各色人物的生活，其中以反映湘西下層人民生活的作品最具特色。代表作《邊城》以兼具抒情詩和小品文的優(yōu)美筆觸，表現(xiàn)自然、民風和人性的美，提供了富于詩情畫意的鄉(xiāng)村風俗畫幅，充滿牧歌情調(diào)和地方色彩，形成別具一格的抒情鄉(xiāng)土小說。他的創(chuàng)作表現(xiàn)手法不拘一格，文體不拘常例，故事不拘常格，嘗試各種體式和結(jié)構(gòu)進行創(chuàng)作，成為現(xiàn)代文學史上不可多得的“文體作家”。他的散文也獨具魅力，為現(xiàn)代散文增添了藝術(shù)光彩。一些后來的作家曾深受他創(chuàng)作風格的影響。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沈從文被安排到中國歷史博物館，從事文物、工藝美術(shù)圖案及物質(zhì)文化史的研究工作。1957年放棄了文學生涯。1978年調(diào)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任研究員，致力于中國古代服飾及其他史學領(lǐng)域的研究。研究成果有《唐宋銅鏡》、《龍鳳藝術(shù)》、《中國古代服飾研究》等學術(shù)著作。1980年曾應邀赴美國講學，1982年增補為中國文聯(lián)委員。沈從文的著作除前面列舉的外，還有論文集《沫沫集》、《廢郵存底》、《云南看云集》，批評專集《現(xiàn)代中國作家評論選》，以及多種沈從文的選集和多卷本《沈從文文集》等。相關(guān)圖書我是一棵小草無花的薔薇故都的秋郁達夫：故都的秋孫犁：書的夢曹禺：悲劇的精神豐子愷：佛無靈魯迅：無花的薔薇丁玲：我是一棵小草老舍：想北平魯迅：秋夜徐志摩：我所知道的康橋隨遇而安苦雨山中雜記霧中偶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