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育理論叢書：德育社會學》我國經濟體制正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型，處于這一轉型期的學校德育，怎樣確定它的價值取向，是人們正在探索著的問題。一種觀點認為，當前的德育應與市場經濟相適應，要著眼于使教育對象形成經濟市場所需要的各種意識、品質與行為，使之成為適應市場要求的人才。而另一種觀點則認為，在當前德育改革中，培養(yǎng)市場需要的具有道德意義的種種品質固然需要，但德育著眼點還應該在培養(yǎng)當代社會所需要的全面完善的道德品質和人格。同時，教育，尤其是德育是指向未來的。為此，德育還應包含超越現實的理想人格的引導和培養(yǎng)。《德育社會學》傾向于后一種觀點。應該看到：包含于市場文化之中的不少價值觀念和意識形態(tài)具有道德上的意義。諸如效益意識、時間觀念、平等競爭思想等等，它們不僅反映了市場經濟的需要，同樣也符合人類進步、社會和個體發(fā)展的歷史趨勢。因此，學校德育應吸收這種文化精神成果，使學校所培養(yǎng)的人更具有時代的規(guī)定性，也使德育自身更具有時代精神。然而，是否要把市場文化作為學校道德文化賴以建立的全部基礎？是否全部學校道德文化就應當都囊括在市場文化之中呢？回答應當是否定的。市場經濟作為一種分配資源和收入的機制，是通過交換而實現的，是以經濟為其驅動力的，在市場交換的雙方都必然各自以他他們自己的利益為出發(fā)點。正常的市場行為雖然是一種互利行為，但是這種互利首先還是建立在利己基礎上的，一個人或單位不從利己出發(fā)就不可能產生市場行為。社會上存在許多“無償性的行為”，如盡義務、贈予等，都不是為從中獲取自己的經濟利益出發(fā)的，因此，它們都不屬市場行為。道德作為一種文化現象，卻具有不同性質。達爾文曾在《人類的起源》一書中指出：最適于生存的不是那些在體力上最強的，也不是那些最狡猾的，而是那些學會為群體的福利，無論強者或弱者都聯(lián)合起來互相援助的動物?？梢哉f，利他性是動物進化、人類產生的根本機制之一，也是人類產生的根源。離開利他的特征也就不存在什么道德道德并不排除互利、排除利他與利己的統(tǒng)一，但是道德行為中互利是以利他為前提和邏輯起點的。再者，道德行為并不是以獲取行為主體經濟利益為其驅動力的，它是受主體的道德良心，以及社會的道德輿論所策動所制約，主體從道德行為中獲取的是一種精神滿足。我國的市場經濟發(fā)展才剛剛起步，但是市場經濟文化卻已呈現一種泛化的勢態(tài)。我們不能不看到，在相當一段時期內，人們對社會義務、社會責任、大公無私、無私奉獻、道德理想、理想人生等等都講得少了。有的甚至認為，這些與市場經濟的發(fā)展，與市場意識的發(fā)展都是相背反的。在一部分學校中，不管教師在講臺上宣揚的是什么道德精神和行為規(guī)范，作為學校德育重要陣地的學校文化、師生關系也已實際上遭受到市場文化的侵襲。從社會整體發(fā)展來看，學校的德育具有多種社會功能和社會價值，不能以市場經濟為其唯一的基礎、唯一的取向、唯一的“服務對象”。復雜的社會整體存在著不同的子系統(tǒng)，每個子系統(tǒng)各具其特有的不同的運行機制。每種運行機制只適用于特定的領域。對整個社會正常運行來說，它們是缺一不可的，不能互相取代，更不能把某一種運行機制作為整個社會唯一的運行機制。建國以來，在這個問題上是有教訓的，如以適應于政治領域的運行模式擴大到各個社會領域，搞成政治泛化。今天同樣也不能以適用于經濟領域的運行機制，不適當地推及到其它一切領域，搞成市場泛化。教育如果只是把人完全化為一種“經濟動物”，全部化為一種“商品人格”，那是教育的失誤。我們不能把當前道德教育的改革只取向于對市場經濟的適應，同時又把這種適應看成僅僅是某些市場所需要的意識與行為的培養(yǎng)與強化。學校道德教育如果走入這樣的誤區(qū)，我們整個民族的精神世界將會出現一種怎樣的狀況，這是可想而知的。學校德育還是指向未來的。掃視從古到今的各種不同社會，我們可以發(fā)現，它們都會倡導一種社會的道德理想以及理想的道德、人格，理想國、大同世界、自由、平等、博愛、共產主義等，孔夫子、耶穌基督、雷鋒等等，盡管這種種理想的道德境界、理想的道德人格，在現實社會中不可能成為一種普遍的道德現象，但是，道德的優(yōu)越性就在每一歷史時期，它總是在命令人去做對很多人來說“不可能的事”。過去，我們往往把歷史上存在的這種理想與現實的不符合都說成是剝削階級的謊言、欺騙，而對當今社會的這種道德理想的宣揚又一概斥之為道德教育中脫離實際的“假大空”。把道德理想這種歷史上普遍存在的、合乎規(guī)律的現象都歸之為“異化”現象，這也許是當今社會產生道德理想迷惘的一個重要原因。根據一份對被認作是“最講實利”的青年大學生的調查顯示，32．1％的學生認為當今的社會條件下應當和必須提倡“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的精神；60．1％的學生認為“憂國憂民敢于直言的人”可以當選為人民代表；92．7％的學生認為在處理人與人之間的關系時應“給人以更多的理解、同情和友愛”，主張“己所不欲，勿施于人”；91％的學生對保護國家錢款與歹徒搏斗而致殘的行為表示贊同態(tài)度，認為“很可貴”、“很欽佩”、“很高尚”。據統(tǒng)計，在目前已為“希望工程”捐款的人員中約有30％是學生，占第一位。這說明，對于一種至善的道德理想的追求，牢牢扎根于人的本性之中，引導、弘揚這種理想道德、理想人格應當成為當今學校道德教育的重要取向。人的本質就在于他不能總是去適應現實，而是要改造、創(chuàng)造現實賴以存在的條件，用以推動現實前進。也許，從某種道德理想的提出，到它的普遍實現的現實條件的成熟，其間有著十分遙遠的距離，但這種理想與現實、“應是”和“實是”之間的對比與矛盾卻給人指明歷史前進的方向，人的自我肯定歷史運動的軌跡。道德、道德理想是人們掌握世界的一種方式，它以理想、以歷史的心理積沉形成的人的精神追求形式反映歷史，它發(fā)揮著其它意識形態(tài)、精神現象所不能發(fā)揮的作用。正如對大學生調查中所顯示的：雖然大多數人普遍承認舍己為人、大公無私的偉大，但卻又較普遍承認自己難以做到。但我們決不能因為這種矛盾的存在，而否定道德理想的倡導，以及以崇高的理想人格來培育人的價值。陳曉明博士在《重建道德家園》一文中說過一段話：“文化的構建需要確認金字塔尖的意義和價值才得以進行。高精尖的東西在文化的建構中能起到引導和召喚的作用，能為民眾提供模仿的范本，讓我們覺得向那個方位努力是件值得驕傲的事，一種文化才能構建起來。只有文化上確認一種權威、一種模范，道德秩序的建立才有根據，道德修養(yǎng)才有根據，道德修養(yǎng)才有依托。”“人是要有點精神的”，一個國家，一個社會，一個民族都需要有點精神。學校的道德教育如何去建構這種精神，這也許是我們當前思考道德教育的根本取向時必須嚴肅回答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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