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人的愛與死

　　我讀魯迅始于中學時代，記得剛進學校，便買了一冊《魯迅小說集》。然而，在明凈的玻璃窗下，最多只能在字面上浮游一些時，至于深隱的意義，那是無由體察的。到了“文革”，閱讀才算是比較有系統(tǒng)，雖然買不到全集，但所有的單行本都給我弄齊了。與其說這是書林中的一次邂逅，無寧說是帶有一定意向性的選擇。不過，只有這時候，我才意外地發(fā)現(xiàn)，魯迅的著作原來是一服強力止痛劑?！拔母铩背跗?，我被打成“小鄧拓”、“牛鬼蛇神”，后來被紅衛(wèi)兵運動沖掉了。幾年后，父親先后兩次被打成“現(xiàn)行反革命”，有一年多的時間被關押在一個叫“三結合”的監(jiān)房里。大姐為了同隔別多年的丈夫團聚，于是成為“偷渡犯”，入獄不下數(shù)次。那時，“群眾專政”是不管吃飯的，我便充當了一個送糧食的腳色，奔走于“大隊”與“公社”之間。最荒誕的有一次，因為送糧食的時間晚了，把我也給關了起來，直到一周過后才被釋放出來。每當政治運動屆臨，宣傳隊工作隊進駐村子，不問而知，我家必定最先成為審視的對象。驚恐、焦慮、屈辱和苦痛籠罩了每一個日子。在這個世界上，有誰能給我慰藉？誰能給我以生存的勇氣，教我走人生的長途？我慶幸自己能夠閱讀，因為在焚余的有限的書籍中，我得以重新認識那個叫魯迅的人。是人，不是神。人們談“文革”是“現(xiàn)代造神運動”，其實所造的乃是別的神祗，并非魯迅。魯迅永遠是無權者的靈魂的保護人——這是我，從自身多年的生活和閱讀經(jīng)驗中所感知的，而不是從圣諭或權威著作中獲得的結論。魯迅從困頓中來，深知底層的不幸；他經(jīng)歷過各式革命：辛亥革命、二次革命、國民革命、共產(chǎn)革命（除了出版物，主要通過左聯(lián)及留蘇朋友的關系），對革命和革命者有深刻的觀察；他一直經(jīng)受黑暗的壓迫，從國家這頭怪獸到出沒無常的鬼蜮，都曾一一見識過，交戰(zhàn)過。他站在壕塹里，但有時也走出來，露出筆直的頸項、骨頭和血肉，抵抗背腹兩面的夾擊。然而，即使在搏戰(zhàn)最激烈的時候，他仍然不忘以寬大的布衣護衛(wèi)弱小的一群。他說過，他本人更偏于“姑息”的一面。然而，社會不容他姑息，他唯一可選擇的只有抗爭。“文革”進入后期，氣候不但不見晴朗，反而愈加惡劣。在鄉(xiāng)村寂靜的夜晚，在昏暗的煤油燈下，我一共寫下十余篇論文：《魯迅論秦始皇》、《魯迅與瞿秋白》、《魯迅論〈水滸〉》、《魯迅論寫真實》……這些文字，都是為當時的時代語境所激發(fā)的，而且都同魯迅有關。除了論《水滸》一篇在多年以后拿出發(fā)表外，其余沒有發(fā)表，寫作時根本就沒有想到要發(fā)表，相反極其害怕被發(fā)現(xiàn)。稿紙寫滿后，便小心地一頁一頁投放到木匠朋友為我的桌子特制的活動夾層里。我不是一個勇敢的人。魯迅當年說他是戴枷鎖跳舞，我卻是在枷鎖中靜靜地呆著，想象當眾跳舞的幸福。記得巴金曾經(jīng)說他在“文革”中翻譯赫爾岑的《往事與隨想》，每譯到那些詛咒沙皇暴政的話，就有一種復仇般的快意。我很能體會這種心情。[前言]朋友告訴我，說有一位海上批評家說我是魯迅的“凡是派”，問我意下為何？我回答說榮幸之至，只是愧不敢當。在中國，魯迅是唯一使我確信的一位真正能為中國的進步和底層大眾的命運著想的知識分子。不同于權勢者，他沒有指揮刀可供驅遣，所以教人向往者，全憑人格和思想的魅力。然而，以他的博大、崇高、深邃，實在難以追躡，用一句古話來說，就是：“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彼^“止”，換言之，也就是雖欲“凡是”而不能。舉最簡單的例子。魯迅要英俊出于中國，甘愿做“人梯”，讓別人踏著他的肩背攀登向上。他后來加入左聯(lián)，就是樂于為激進的青年所利用，但從當時的私人通信看，他早已看清這班人“皆茄花色”，卻仍然“知其不可為而為之”。這份做犧牲的用心，坦白說我是沒有的，相信那位自以為超拔的批評家也未必便有。

　　林賢治，廣東陽江人，長期生活在農村，1981年起從事編輯工作至今。著有詩集《駱駝和星》、《夢想或憂傷》，散文隨筆集《平民的信使》，評論集《胡風集團案：20世紀中國的政治事件和精神事件》、《守夜者札記》、《自制的海圖》、《時代與文學的肖像》、《午夜的幽光》，自選集《娜拉：出走或歸來》，傳記《人間魯迅》、《魯迅的最后十年》等。主編《20世紀外國文化名人書庫》、《曼陀羅譯叢》、《流亡者譯叢》、《流亡者叢書》、《世界散文叢編》，以及《散文與人》、《讀者之旅》、《記憶》、《人文隨筆》、《文學中國》、《人文中國》等叢書、叢刊多種。編選《絕望的反抗》、《野百合花》、《自由詩篇》等數(shù)十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