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的覺醒與文學的自覺（兼論中日之異同）

　　弁言作為當年的博士學位論文，這部小書自寫迄至殺青付梓，忽忽已近十載，念之令人感慨不置。個中緣由，一是一直以為畢業(yè)后所從事的工作與論文原來的內容有較大距離，二是覺得它難以給出版社帶來利潤，覆甕或者是它應有的命運。但每當逢年過節(jié)去拜望導師之時，總有一種愧對恩師的感覺。因為當時王運熙老師因平常用功過勤至患目疾已經(jīng)多年，在我畢業(yè)前只能將這十數(shù)萬字的論文，一字字念給他聽，然后再據(jù)先生的意見反復修改——這樣情形的師生相對，也不知有多少次，才得以改畢。另我在攻博期間，有幸得到中日聯(lián)合培養(yǎng)的機會，日方導師是愛知大學的中島敏夫教授。中島先生畢業(yè)于東京大學，對中國非常友好《人民日報》海外版曾報道過他的事跡。除留學期間得其無微不至的關照外，我回國后，碰巧中島老師按愛知大學的規(guī)定——連續(xù)任教二十年，可以得到一年的學術假期，而來北京語言文化大學進行自己的課題研究。為了字斟句酌地修改我的論文，中島先生整整花了近兩個月——幾占了他在中國六分之一的寶貴時間。后來還專門到上海參加我的論文答辯會，連日本人最重視的相當于我國春節(jié)的“新年”也顧不上過了。近兩年有機會到日本短期訪問，遇到先生時，感覺也一如在王運熙老師處。此外，這十年來，隨著對日本社會文化研究的深人，越來越感到以往我國的對日研究太多急功近利，從明代所謂的倭患研究再到后來即近、現(xiàn)代的兩三次研究高峰，這一情形并未有多大改變。而這與日本對中國的全面深入研究是十分不對稱的。而要真正理解現(xiàn)實的日本及中日關系，首先要對日本的方方面面進行扎實的研究，然后在此基礎上，再通過綜合的、融會貫通的研究才能達成。又在文化一面，因為兩國關系的特殊性，所以需要將兩者進行歷史的、深入的比較研究才行。古代日本在接受中國文化時，呈現(xiàn)出自然與人為兩種選擇的情形。引進中國的典章制度及相應的思想，當然是有意為之。但在審美領域如文學，自然選擇的傾向表現(xiàn)得比較明顯，即只有符合日本人審美趣味的作品，才能走進日本知識階層的文化沙龍和精神園地。另外，自然選擇還包括由先天條件而來的選擇，如由于日本民族語言自身的特點，日本的詩歌只有音數(shù)律的限定，而無平厭、葉韻等的要求，這樣，和歌不可能成為像中國的律詩那樣的詩型，因而他們只能在自己用漢語創(chuàng)作的“漢詩”中來體驗詩歌的節(jié)律音韻之美，但要自如地以此形式傳神地表達大和民族的感情，其實是戛戛乎其難的。本書是以審美為中介，來探討思想史和文學發(fā)展史關系的嘗試。既然在古代的中日之間曾有過如此密切的文化關系，那么，將以上嘗試所得出的一般結論，與日本文學自身的發(fā)展、特別是在接受中國文學影響的同時逐漸形成了自己民族文學的性格的具體情形相觀照，也應該是可能、且饒有意味的。在這樣的觀照中會發(fā)現(xiàn)，一些我們自己作為金科玉律的文學理念，一些我們自己認為最有價值的文學作品，在他民族卻可能適為相反的存在。探討其中的原因固然重要，但首先接受這樣的事實或許更重要，因為它能有助于改變我們某些傳統(tǒng)的思維方式，以期更接近文學的真實。十分感謝我所尊敬的學長——復旦大學出版社社長賀圣遂先生，有了他的成人之美的熱誠幫助，這本小書終得以付梓，在我也了卻了一樁心愿。因系十年前的舊稿，這次作了較大修改和補充，但限于水平及時間，一如當初深感還有很多不能令人滿意之處。在此，期待著大家的批評和教示。最后，除對兩位導師表示誠摯的謝意外，同窗鄭利華、高克勤、吳兆路、沈波等皆多有幫助，在此也表示由衷的感謝！胡令遠壬午于春申西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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