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精神是文學的靈魂。古今中外流傳于世的佳作，大都以深厚的精神被后人所稱道。魯迅先生說過：“文藝是國民精神所發(fā)的光，同時也是引導國民精神的前進的燈火?！雹偃欢荛L時間以來，談文學精神，談作品思想，談作家的責任感，卻為許多研究者所不屑。而本書依然認為，文學精神是文學存在的重要的價值要素。文學的成就與輝煌，離不開精神的張揚；文學的尷尬與彷徨，主要是精神的失落；文學的發(fā)展與進步，則更需要新型的精神的支撐。當然，這里所說的精神，并非陳舊觀念的翻版，也不簡單是時代的傳聲筒，而是在現代意識的燭照之下以一定的文學形式為載體的“燈火” 。新時期以來的文學精神呈現出一種復雜的狀態(tài)。 20世紀70年代末到80年代前期，文學精神狂飆式突進。從精神荒蕪的“ 文革”廢墟上走來的作家們，始而為肉體與心靈的傷痕感到悲憤，繼而為建國后極左思潮的危害深沉反思，再而為現實的改革吶喊開路。現實主義批判精神、人性與人道主義精神、悲劇意識與悲劇精神匯集在一起，噴涌而出。只不過這種精神更多的是聽從了意識形態(tài)的指令，顯得過于集中統一。文學精神擁擠在狹窄的甬道上，撞車現象、雷同現象時有發(fā)生。 文學精神有著廣闊而又豐富的內涵。它既有哲學觀念上的古典主義、人文主義、啟蒙主義、人道主義等等，也有文學理論上的現實主義、浪漫主義、悲劇精神、喜劇精神等等。這種種精神，有時相輔相成，聯助互動，也有時表現出矛盾乃至沖突。作家們在進行創(chuàng)作的時候，往往是把相互關聯的精神融匯在一起，形成自己獨具個性的精神追求。在意識形態(tài)失去了權威統率的情況下，文學的各種精神就容易出現不均衡發(fā)展的現象。20世紀80年代后期到90年代末期的文學精神便是如此。 隨著市場經濟體制的確立，人們對物質欲望的追求日益強烈，由此帶來了生活方式與消費觀念的改變和提升。這在現實生活中本是無可厚非的。但是，文學不能僅僅在欲望的海洋里掙扎。作家的職責在于人文的關懷與精神的鼓勵，正如米蘭·昆德拉所說，作家創(chuàng)作的目的是“使小說成為精神的最高綜合”①。正是在這一點上，有不少作家被淹沒在欲望的海洋中，滿足于表現對金錢的追逐與性欲的宣泄，從而導致了人性立場的喪失與現實主義批判精神的滑落。這是一個客觀而又嚴峻的事實，然而它卻不是文學精神的全貌。在現實主義的旗幟下，還有路遙的《平凡的世界》、陸天明的《蒼天在上》、張平的《抉擇》、周梅森的《人間正道》、王躍文的《國畫》等優(yōu)秀作品，在關注著普通人的人生命運，在張揚著現實主義批判精神。曾經被人們先是熱捧后又批判的先鋒文學，不管是對它的肯定還是否定，多數都集中在形式的層面。事實上，任何文本的形式都是一定精神內涵的承載，形式和思想是無法分開的。先鋒文學對傳統的叛逆精神，對人生孤獨、迷惘的揭示，對個體生命的關注，不僅在80年代后期以陌生的形式表現出來，而且在90 年代轉型之后也依然保留下來。這也即是轉型后的先鋒文學與傳統現實主義的根本區(qū)別之所在。與此同時，汪曾祺、莫言小說的民間精神，王蒙、張煒小說的浪漫主義精神，扎西達娃小說、馬麗華散文的佛教精神，史鐵生、北村小說的基督精神，張承志、霍達小說的伊斯蘭精神……各種精神紛紛登場亮相，其種類之繁多，精神之豐富，是當代文學發(fā)展史上未曾出現過的。即使在五六十年代文學創(chuàng)作中被大力提倡的英雄主義精神、民族精神，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又有了新的變化。特別是在紀念抗日戰(zhàn)爭勝利60周年之際，檢索一下抗戰(zhàn)題材的文學創(chuàng)作，就會發(fā)現，英雄主義精神正在由階級的英雄主義向民族的英雄主義轉變，由集體的英雄主義向個人的英雄主義轉變。而民族精神也打破了政治的樊籬，超越了黨派觀念，由原來的共產黨及其領導下的軍民單方面所有，擴展為包括國民黨及其軍隊甚至紳士、土匪在內的全民族所有。誠然，這些精神還有待于錘煉和提高，有的還處于萌芽階段，人們還不習慣用一種新的視角去注意它們，乃至忽略了它們的存在。惟其如此， 更需要加強對這方面的研究，用心呵護，精心培植，以豐富和繁榮文學的精神園地。在世紀之交的幾年中，文學的人文精神迎著世紀的曙光，又呈現出高揚的趨勢。首先是人性主題的回歸?；貧w并不是簡單回復過去。它既不像新時期之初文學對人性被壓抑的悲憤控訴，也不是隨后出現的對美好人性的呼喚與歌贊，而是對人性的嚴厲拷問，即市場經濟條件下，人性的冷漠與隔絕。人與人之間自我中心，難以溝通，以致造成誤解、對立甚至是殘殺。陳應松的《望糧山》、《馬嘶嶺血案》，須一瓜的《穿過欲望的灑水車》、《第三棵樹是和平》，劉慶邦的《臥底》等作品，便是將藝術視角瞄準人性中的新問題，揭示了人性丑惡的一面。其次是對人的生存困境的關注。生存問題是人類永恒的話題，只要人類存在，必須要解決的便是生存。所謂生存，并不僅僅指溫飽，人類的不同歷史階段，生存有著不同的追求與不同的表現方式。近幾年來作家們對生存問題的關注，并不主要是人們的吃穿享受，而是從人道主義立場出發(fā)，聚焦于生活在底層的弱勢群體，反映他們生存的艱辛與不幸。有的作家寫地處封閉地帶的山區(qū)農民，那里的生存境況比發(fā)達的城市甚至落后了幾個世紀，如閻連科的長篇小說《日光流年》、《受活》；也有的作家寫涌進城市的民工的生存，如孫惠芬的《民工》，荊永鳴的“外地人 ”系列等。再次是悲劇精神的新生。多年來悲劇受到了冷落。在世紀之交，這一古老的藝葩又重新展放出新的花蕾。一方面是社會悲劇的非親歷性寫作。當悲劇的親歷者有意無意地淡忘了傷疤以后，非親歷性作家從客觀的角度，以對歷史的重新審視，寫出了《中國，一九五七》（尤鳳偉）、《夾邊溝記事》（楊顯惠）、《烏泥湖年譜》（方方）等震撼人心的悲劇。另一方面是性格悲劇的叢出不窮。日常生活中的悲劇，大多數是由人物自身的性格造成的。隨著文學邊緣化敘事的增長，日常生活越來越多地進入作家的視野。于是，性格悲劇成為悲劇的主要類型。如畢飛宇的《青衣》、《玉米》中筱燕秋、玉米過于要強的性格，熊正良的《上午打瞌睡的女孩》中母親軟弱的性格，《誰在為我們祝福》中徐梅偏執(zhí)的性格，鬼子的《瓦城上空的麥田》中李四過于自尊而又虛榮的性格，都是導致他們走向悲劇的主要原因。作家通過這些人物悲劇的結局，為人們加強自身修養(yǎng)，健全與完善自己的人格起到一定的警示作用。 本課題的研究，力求以“史”為線索，梳理出新時期文學各種精神的走向。但是由于種種原因，對某些重要精神，如歷史精神、鄉(xiāng)土精神等涉及較少。而在論述到的幾種精神中，也難免出現不夠深刻、不夠科學的地方。敬請方家讀者不吝賜教，對此表示感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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