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強新政

　　1844年，第一次鴉片戰(zhàn)爭炮聲初息，驚魂甫定的清王朝正在為”萬年和約”而換來的邊陲義安倍感慶幸，12年后到來的第二次鴉片戰(zhàn)爭顯得那么突如其來。禍根是清政府協(xié)同侵略者一起埋下的。在第一次鴉片戰(zhàn)爭期間，清政府與列強簽訂了一系列的不平等條約，其中1844年，在澳門附近的望廈村，清廷與美國簽訂了《望廈條約》，條約中有這么一條：“至各口岸，隋形不一，所有貿易及海面各款恐不無稍有變通之處，應俟十二年后，兩國派員公平酌辦?！敝蟹ā饵S埔條約》中也有類似款項。誰也沒有想到，12年后，西方列強真的來要求”修約”了，更讓清政府始科不及的是：更大的災難已經(jīng)降臨。尤其是英國，是列強中”修約”的熱心者，但中英之間的3個條約中沒有12年后修約的內容，所以它挖空心思，終于在《虎門條約》里找到這樣一句：“設將來大皇帝有新恩施及各國，亦應準英國人一體均沾。”這就成了不成依據(jù)的依據(jù)。于是英國與法國、美國聯(lián)手，向清政府提出全面修改《南京條約》，要求中國全境開放通商、鴉片貿易合法化、外國公使常駐北京等要求。掌管中國主權的是年輕的咸豐皇帝，有著傳統(tǒng)的抵拒西人的思想，他在上諭中布置對策：據(jù)理開導，以“絕其覬覦之心”，“逐層指駁，以杜其無厭之求”。并且規(guī)定只準常駐廣州酌欽差大臣一人辦理夷務，這種手段叫“羈縻”。英、法、美三國的無理要求事實上已被清政府所拒絕，文的不行來武的。1856年2月，法國借口”馬神甫事件”（又稱西林教案）向中國交涉，戰(zhàn)爭的借口，用大炮轟擊廣州，終因兵力不足撤出廣州。第二年任命額爾金為全權專使，率領了一支海陸軍來中國，與法國政府共同行動。1857年12月，英法聯(lián)軍5600余人在珠江集結，美國公使列威廉和俄國公使普提雅廷參與了合謀侵華的卑劣行動。葉名琛是以欽差大臣身份主持對外事務的兩廣總督，面對聯(lián)軍的入侵，”以淵默鎮(zhèn)靜為主，毫無布置”，奉行”不戰(zhàn)不和不守，不死不降不走”的政策，不能不說這種政策是空前絕后的，在19世紀的中國，這確實有其深刻的歷史韻味。他的”雪大恥、尊國體”之心與林則徐相近，但其”手一卷書危坐，笑而遣之”的心境背后，卻是中國與西方之間驚人的歷史差距。次年春，英法聯(lián)軍北上攻陷了大沽，兵臨天津。驚慌失措的咸豐帝屈服于武力，與英、法、美、俄四國分別簽訂了《天津條約》。條約主要內容有：允許外國公使常駐北京：增開牛莊（后改營口）、登州（后改煙臺）、南京等11個城市為通商口岸：外國人可往內地游歷、通商、自由傳教：對英國賠款銀400萬兩，對法國賠款銀200萬兩等?！短旖驐l約》的后果是不言而喻的，但是在眾多的條款中尤其令咸豐帝不滿的是外國公使駐京一條，因為他最舍不得丟棄的東西不是金錢，不是國土，而是中國帝王在洋人面前的固有顏面。于是他派桂良去進行交涉，寧愿以免除關稅來撤換公使駐京等條款，西方列強不僅不同意，并且還堅持要在北京換約。1859年，戰(zhàn)事因換約再起。第二年，聯(lián)軍侵入北京，6月22日，咸豐帝帶領后妃及一批官員倉皇逃往熱河，留下其弟弟恭親王奕沂負責議和。在更為苛刻的條件下，中國同英、法、俄三國分別簽訂了《北京條約》。《北京條約》除承認《天津條約》完全有效外，還增加了增開天津為商埠，割讓九龍司地方給英國、準許華工出國等條款，向英、法賠款銀亦各增至800萬兩。與此同時，俄國則通過《璦琿條約》、《北京條約》及《中俄勘分西北界約記》，侵吞了我國144萬多平方公里的土地，這場空前的浩劫，時人稱之為”庚申之變”，比起20年前的第一次鴉片戰(zhàn)爭，渾渾噩噩的天朝舊夢即將結束。面對日益加深的民族危機，有識之士大聲疾呼，這是“有天地開辟以來未有之奇憤，凡有心知自氣莫不沖冠發(fā)上指者，則今日之以廣運萬里地球中第一大國而受制于小夷也”，再不發(fā)憤圖強，“我中華且將為天下萬國所魚肉，何以堪之！”與此同時，處在太平天國起義風暴震撼和西方列強侵奪訛詐雙重擠壓之間的清朝統(tǒng)治者，更有朝不慮夕、岌岌可危的切膚痛感，也在作調整策略的思考，以求從根本上應付這個李鴻章所說的數(shù)千年來未有之變局”，擺脫內外交困、江河日下的統(tǒng)治危機，在這場變局中，居于中央統(tǒng)治階層的奕沂、文祥、桂良因談判而同侵略者頻繁交往，地方官僚曾國藩，左宗棠、李鴻章等則在鎮(zhèn)壓太平天國的過程中與西方人也有廣泛接觸．在這種交往與接觸中，他們逐漸形成了大體相似的一種主張，即只有通過引進效法西方的船炮技術和一些先進的工藝以增強軍事與經(jīng)濟實力，才能有效地掌握平內亂御外侮的主動權，從而達到確保清朝統(tǒng)治的目的。這樣一批思想相近的人們，時人稱之為洋務派；他們在19世紀60年代到20世紀初所倡導的一系列學習西方，引進先進技術，創(chuàng)辦以求強、求富為目的的軍事、民用工業(yè)的洋務事業(yè)，稱之為洋務運動。可以看出，洋務派的產生是炮口下兩次震撼的產物，歷時四年的第二次鴉片戰(zhàn)爭不僅觸及中國遙遠的邊陲，而且它實實在在地把恐懼與災難帶到了中國社會的中樞，使夷夏之防完全崩潰了。用”夷”來泛稱華夏以外的人和事，從孔夫子以來在中國已有幾千年的歷史了。因為夷夏屬于不同的文化層次，所以該稱謂逐漸內化為一種文化不平等的鴻溝。明清之際，歐洲人遠渡重洋而來，“夷”的范圍擴展了，這些氨基那人也被稱為夷，如“紅毛夷”、“白夷”等，他們所帶來的東西往往在前面加上一個“洋”字，如“洋元”、“洋藥”等等。這些稱謂背后則反映出“萬方來朝”、“四夷賓服”的天朝大國的傳統(tǒng)觀念。西方人早已察覺到“火”背后的深刻內涵，提出”夷字不美，嗣后望勿再用”。結果是《南京條約》、《虎門條約》等條約、照會中沒有再出現(xiàn)”夷”字。但在清朝內部官方文件和私家著述中，”夷務”等字樣比比皆是。直到第二次鴉片戰(zhàn)爭中簽訂的《天津條約》中才正式作了明白規(guī)定：嗣后各式公文，無論京外，內敘英國官民，自不得題書“夷”字。這種從夷到洋使用上的轉變，體現(xiàn)了一種中國傳統(tǒng)觀念上的重大變化?！?/di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