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書是教育部“WTO與行政救濟制度的完善”課題的中期成果。表面上看，“WTO與行政救濟制度的完善”與本書主題似乎是風馬牛不相及，但其實不然。加入WTO，毫無疑問是對中國歷史性挑戰(zhàn)，這種挑戰(zhàn)又恰逢中國正處于市場經濟的建立過程之中。如此重大的挑戰(zhàn)之所以能為我們所面對，恰恰是因為二者有一共同的交匯點：市場經濟。因此，中國是在改革中選擇了市場經濟，中國是在市場經濟的選擇中走向了國際經濟一體化。市場經濟之于中國，不僅僅是意味著它是一種與計劃經濟不同類型的經濟，于技術、于制度、甚至于文化，市場經濟都是與計劃經濟根本不同的兩碼事，由此才有了中國社會轉型之說。一個社會的轉型那是千年一遇的事情，但考慮到技術、制度、甚至是文化層面，那也是千年難變之事。轉型必然涉及到社會的方方面面。WTO、政府活動、行政救濟，這些因素都是社會轉型很難離開的因素。當我們聚集于這些因素，首先進入眼簾的恰恰是如此矛盾的現象：矛盾之一，中國改革打破了國家對所有社會資源的壟斷，社會日益利益多元化。利益多元化必然導致糾紛增多，面對日益增多的糾紛，我們希望有一個強大的司法權，但司法權的現狀卻不令人滿意。矛盾之二，司法權在中國的改革過程正日益加強，但正在加強過程的司法卻遇到了“訴訟爆炸”的難題。多元社會產生的數量日益增多的糾紛蜂擁向法院。以至于法院難以承受重荷。由此導致我們所希望的一個強大的司法卻難以發(fā)展。矛盾之三，在司法遭遇尷尬之時，我們所看到的卻是另外一種影像，過去由行政機關處理的糾紛，在改革過程中卻紛紛推向法院，道路交通安全法如此，治安管理處罰法也是如此。這對于本已處于尷尬地位的司法無疑是“雪上加霜”。矛盾之四，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的社會轉型中固然應當削減政府職能，但對政府職能的削減又不能簡單化，才使我們也看到另一方面，即要求加強政府的職能，削減其直接組織經濟活動、分配資源的職能，加強其控制、監(jiān)管市場的職能。在削減與加強之間我們往往舉措失當。上述矛盾的存在使我們關注于這樣一個主題，在一個矛盾、沖突、糾紛日益普遍化的社會中，我們尋求一種什么樣的糾紛解決機制以使社會能夠和諧穩(wěn)定。社會學界與法學界對此提出糾紛多元解決機制之說。私力救濟與公力救濟。司法、仲裁、調解、和解等等，都不失為一種重要的途徑。然之于中國社會而言，我們恰似所要思考的是行政在糾紛解決機制之中所處的地位。因為我們畢竟是從這樣一個起點開始的運動，即行政分配所有的社會資源。在中國的改革之中，行政固然應當從過去不恰當的領域退出，但同樣也需要探討，行政應當在哪些方面加強。尤其是在社會糾紛日益增多的領域，對于建立一個和諧社會來說，行政可能責無旁貸。本書的立意如此。當然，由于本書所研究的是社會轉型期的問題，尤其是中國社會轉型期的問題，實無前例，可供借鑒的資料并不豐富。其中很多觀點也就不免顯得浮淺。這并不是為本書的不成熟尋找借口，而實在是中國學術的“自白”。權當“拋磚引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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