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變歷史進程的七大王朝

　　文明是世界王朝史上最為輝煌燦爛的篇章。 正如人類之所以為人類，就在于能夠創(chuàng)造文明或文化一樣，作為人類文明不同發(fā)展階段產(chǎn)物的世界王朝，對后世最深遠的影響，就在于它創(chuàng)造了自己獨特的文明。 不同王朝的文明，體現(xiàn)著不同王朝的自身特征。 第一個地跨亞非歐三大洲的世界性的大王朝——波斯王朝，就是以文明為特征而凸現(xiàn)于人類文明史上的。它不僅有自身的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而且有維系龐大王朝和管理龐大王朝的制度文明（如行省制度、賦稅制度、鑄幣制度、驛道制度、軍事制度等），因而比埃及和亞述王朝，在文明內涵方面更成熟、更豐富、更深刻。尤其是波斯王朝包括了兩河流域、埃及和印度河三大古文明中心，并且接近了第四個古文明中心——希臘的邊緣。 王朝的興衰，戰(zhàn)爭的征伐，一切政治上震懾人心的事件，諸多制度上的頻繁更迭，其影響固然可以顯赫一時，但從歷史的觀點看，只不過是無限時序中的一瞬。反觀文明的偉大創(chuàng)造，則以各種方式，或傳承，或演化，從而融入世界文明的總體之中，長存不衰。 世界王朝的特性在于文明。不同的文明構成了不同王朝的不同風貌。 王朝文明的生命在于交往。交往使不同王朝的文明興盛，交往也使不同王朝的文明衰亡。實際上，每一個世界性大王朝的盛衰史，都是人類文明交往史中的個案。人類文明在交往中發(fā)生、發(fā)展，世界性的大王朝是這一漫長歷史過程中的產(chǎn)物。 交往活動本是人類的天性，如果與世隔絕，就不能產(chǎn)生才智，就不能產(chǎn)生文明。只有家族相聚，還不能算人類的社會交往，所以只有社會上的相互往來，人與人之間的廣泛接觸，才能通過地區(qū)、民族、國家而擴大文明交往。 約在公元前4000年到公元前3000年間，人類原始公社的各自孤立狀態(tài)，首先在西亞兩河流域突破，出現(xiàn)了居民密集的部落，誕生了以城市為中心的小國。稍后，具有此種文明重要標志的國家，在尼羅河流域、印度河流域、黃河流域、愛琴海等地區(qū)先后誕生。 但是，真正出現(xiàn)世界性的大王朝，是在公元前20世紀后期形成的埃及王朝。它的版圖已地跨西亞、北非，它用征服的戰(zhàn)爭交往方式，創(chuàng)造了奴隸制帝國文明。到公元前10世紀前期，在西亞形成的亞述王朝，第一次囊括了兩河流域和埃及兩大文明地區(qū)。再到公元前10世紀中期在西亞興起的波斯王朝，地跨亞、非、歐三大洲，在農(nóng)業(yè)文明與游牧文明的交往史上，展現(xiàn)出更為廣闊的歷史圖景。從文明交往的觀點看，波斯王朝既是西亞北非古代文明的終結，又開啟、了希臘羅馬古典文明的先河。波斯王朝在古王朝文明交往史中起了承前啟后的作用。 文明交往使古代文明中心小國林立的狀態(tài)，演變成各個統(tǒng)一的王朝彼此對峙的局面。各個時期諸王朝的出現(xiàn)，都是人類文明交往活動范圍的進一步擴大。各個大王朝成了文明交往的中心，它們分地段而又互相連接地打通世界文明交往的通道。 古代陸上和海上的絲綢之路就是中華王朝、波斯王朝、貴霜王朝、安息王朝、羅馬王朝、薩珊王朝、阿拉伯王朝、印度、埃及等王朝的文明交往的大動脈。 這條文明交往的大動脈，是各個王朝活動的大舞臺。為了開拓疆土、移植人口、掠奪資源、控制商路，各大王朝之間經(jīng)常進行戰(zhàn)爭交往。戰(zhàn)爭的交往形式具有破壞性，也具有對閉塞狀態(tài)的突破性作用。馬其頓王亞歷山大東侵之后，文明交往從西方的愛琴海通到東方的印度河流域，促使這個地區(qū)發(fā)生了深刻的變化。13世紀蒙古軍隊穿越亞歐大陸，建立了世界性的大王朝，東西方陸上文明交往的大道因此而通暢。這種突破性作用，是和平交往方式所不能達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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