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歌德：“月亮耽誤了我的分娩……”偉大的德國詩人約翰。沃爾夫岡·馮·歌德在他的著名自傳《詩與真》的開頭一段曾這樣描述自己的出生：1794年8月28日上午，時鐘剛敲十二下，我在美因河畔的法蘭克福降生了。我出生時星辰的位置是吉利的：太陽位于處女座內，正升至天頂；木星和金星和善地凝視著太陽，水星也不忌克，土星和火星保持不關心的態(tài)度，只有那時剛團圓的月，因為正交它的星時，沖犯力顯得格外厲害。月亮因此耽誤了我的分娩，等到這個時辰過了，我才得以誕生。作為一位劃時代的詩人，歌德的偉大自然是毋庸置疑的，恩格斯就曾經說過，他是“真正的奧林匹亞神山上的宙斯”。這樣的一個被人譽為神的人，在以五十九歲的高齡開始回顧自己的一生時，果然就從自己身上發(fā)現(xiàn)了某種仿佛天縱的神性。為了使這種神性得到更好的揭示，他便選用了上述雄偉的筆法來述說自己的出生，為其自傳定下基調。在歌德看來，他自己的降臨人世顯然是一件非同小可的大事，它首先而且主要與宏大的宇宙及這宇宙中與渺小的人類關系密切的幾顆星球有關，而不是與生養(yǎng)他的父母及家庭有關。窮究歌德自述的這些名堂到底是否真實是沒有意思的，有意思的是這種說法背后所隱藏的述說者個人的心理狀況與真實動機。作為一位追求人的解放、深刻展示了人類精神的偉大之處的大詩人，歌德的確有他渺小的一面。他迷信占星術，經常談論占夢和預感如何靈驗，曾經把拿破侖、拜倫等偉大人物的出現(xiàn)和他自己的某些行動與成就歸因子某種超自然的，不可捉摸、不可解釋的“精靈”的作用。在這一點上，歌德的智力實在不見得比普通的販夫走卒有更多的優(yōu)越之處。據(jù)說，他剛生下來時處于“假死”狀態(tài)，長時間不哭不叫，經過多方努力才被救活過來。歌德的父母一共生了六個孩子，除長子沃爾夫岡（即詩人歌德）和次女科內里婭之外，其余四個都不幸早夭。弟弟妹妹們接二連三地死去，這一事實即使不曾在幼年歌德的心中造成深刻的印象，但當詩人晚年在一種功成名就的喜悅中坐下來，著手撰寫自傳時，回想起自己生命之始的死里逃生經歷，他不可能不深感僥幸和驚奇。將自己的幸運和早夭的弟妹們的不幸兩相對照，對“魔法”有著濃厚的興趣的歌德便不免尋找和追索使自己幸運的“魔法”。在上引一段之后，《詩與真》接下去寫道：“這些吉兆——后來占星者們認為對我有很大好處——也許就是我能活下來的原因。”事情還不只是僅此而已。在《濤與真》中，我們見到了一個將偉大人物的出生“戲劇化”、賦予某種非同尋常的意義的典型例證。在通常情況下，這類事情是由那些試圖通過講述偉人故事達到自己的某種特定目的的人，或者那些深深地為偉人的巨大魅力所震懾的傳記作者來完成的，但在這里，偉人歌德親自動手，來對自己進行涂抹裝扮了。歌德說，他的“假死”雖然使自己家里的人大費手腳，“但結果卻有利于本市的居民”。怎么個有利法呢？原來他的外祖父是法蘭克福市的市長，這位市長鑒于外孫出生時的驚險，從此就雇用了一位產科醫(yī)師，“灌輸助產的知識，或把這種知識重新講求起來”，使得該市此后出生的小孩大受裨益。不管事實本身究竟是怎樣的，讀過這些自述之后，我們難免會得到這樣一種作者本人或有意或無意希望我們得到的印象，即：偉人歌德的偉大程度雖然不會因為這樣一樁小小不言的事情而有所增加，但他的“偉大性”卻是在他降生人世之時就已經體現(xiàn)出來了的。這顯然是一種假象。刻意制造這種假象，對歌德本人而言，只不過進一步印證了恩格斯對他所作出的著名評論：“歌德有時非常偉大，有時極為渺小；有時是叛逆的、愛嘲笑社會并鄙視世界的天才，有時則是謹小慎微、事事知足、胸襟狹隘的庸人。”但是對成長中的青少年來說，類似的假象在他們逐漸確立自己的世界觀的過程中所造成的影響卻可能是災難性的。一方面，它們可能起到強化偉人是與常人絕對不同、毫無干系的“特殊材料制成的人”這一錯誤觀念的作用，易于導致對偉人的盲目迷信和個人崇拜；另一方面，它們易于造成思想混亂，打擊青少年的上進心，使他們產生較為深刻的自卑感，甚至完全放棄自我完善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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