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租界文化與30年代文學》一書最基本的貢獻，就在于它首次提出了“租界文化”這一據以建構全書的核心性概念，或者說對“租界文化”這一特異性文化空間給予了特別的指認與關注。這實在是做了一件很見眼力、于推進現代文學研究大有裨益的事。本書的主體結構大致沿用“概念”到“個案”的思路。第一章提出并確立“租界文化”概念，是為全文立論基礎；第二、三章分析租界文化對30年代文學特點的影響和對30年代文學思潮流派的制導作用，是為宏觀考察，第四章到第六章分別解讀左翼主將茅盾、京派重鎮(zhèn)沈從文和文學大師魯迅的生命體驗、創(chuàng)作得失與租界文化的關系，是為個案分析。需要說明的是，筆者并不試圖把30年代所有的文學現象和作家創(chuàng)作都納入“租界文化”的麾下，而是選取和租界文化有著明顯關系，且具有代表性的現象和作家來研究；本書的內容結構也不追求表面的勻稱和齊整，而是以租界文化對30年代文學的思潮流派、作家作品的影響來凝聚論題所涉及的內容，對具體對象的論述只從相關性入手，不求完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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