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生物學研究揭示,物種的滅絕和變異,都根源于自然界固有食物鏈的突然中斷,人類的起源亦如此。要而言之,一是第四紀冰川以及大洪水時代對原始食物資源的巨大破壞,正是在食物再分配過程中導致了人類與自然界的分離;二是隨著青銅時代原始公有制的瓦解以及軸心期私有制的成熟,它加劇了人類社會內部食物分配的激烈競爭,從而促發(fā)了人類個體精神生命的覺醒。中國文明正是在對食物匱乏與分配的持續(xù)應戰(zhàn)中,創(chuàng)造出其以生命倫理學為本體內涵的中國詩性文化。由于食物資源分配的壓力,在軸心時代,私有制運動實則成為一種席卷全球的時代大潮,正是在對這一挑戰(zhàn)的回應中,人類共通的詩性智慧開始發(fā)生變異。這種變異對人類的影響主要表現于兩個方面:一是物質生產層面上自然的對象化;二是人自身生產層面上的生命的主體化。它們正是針對著詩性智慧的天人合一形態(tài)而發(fā),由于早期世界各民族不同的地理環(huán)境和生產方式影響,于是從中分別產生出古埃及的死亡倫理學、古希臘的死亡哲學、古印度的死亡宗教學以及中國文明的生命倫理學。具體而言,本書主要討論了以下幾方面的內容:從原始形態(tài)的角度,漢語中詩的本源即甲骨文中的“寺”,這是中國文明最古老的食物分配制度,其本質特征可歸結為非對象化與非主體化,所以它正是反對私有制進程的歷史產物。當然,與現代文明中的反異化思潮根本不同,它是一種回歸詩性智慧的精神奮斗。從這個意義上說,中國文化的根本秘密正在于中國詩學之中;從歷史發(fā)展的角度,本書依次闡述了中國詩性文化的發(fā)生背景,歷史形態(tài),軸心期的連續(xù)性,以及它所提供的生命詩化方式。目的在于指出:盡管其表現形態(tài)在歷史中屢有變異,但其以生命倫理學為精神硬核的詩性精神,卻始終如一,這就是“天地大德曰生”,是如何憑借個體生命中從原始時代稟承而來的詩性智慧,來完成個體的死生解脫與自由的存在方式。此外,為了完成對中國傳統(tǒng)文化這一新的理論總結,本書在方法論上也有所發(fā)展,如把歷史考古學同精神現象學相結合的詩學人類學方法;與傳統(tǒng)的歷史文獻學相補充的俗語文化學方法;與邏輯分析相并行的精神分析方法,以及思想源流與思想斗爭相結合的理論方法等。其目的旨在如何擺脫目前過于西方化的學術思路,以便能真正還原出中國大地上的生命歷程之原貌。正如海外新儒家所言:21世紀意味著人類又一個軸心時代的到來。本書對中國傳統(tǒng)文化進行本體分析與理論總結,其正太史公“述往事,思來者”之意也。此中有真意,魯歌空復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