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學術（2005 3/總第二十三輯）

　　我們所講的“中國學術”，絕非僅限于某一地理疆界之內(nèi)的學術活動，否則不光雜志的論域和器量會太受限制，而且就知識生產(chǎn)的世界現(xiàn)狀而言，也實在難以保證足夠的學術量。由此從外延來講，凡是來自廣義“文化中國”的學術創(chuàng)造，即使它并非大陸人甚至中國人的創(chuàng)造，仍要屬于“中國學術”；而從內(nèi)涵來講，凡是理應納入當代精神視野的重大話題，哪怕它超越了特定民族國家的具體關切，也仍要屬于“中國學術”?！≌撐臋诘谝唤M致力于中外文化關系史的研究，顯出文明間的跨越是其來有自的，只不過早先的主要邊界并不在中西之間。劉迎勝提出了一個既有難度又有興味的問題：明初人出使外番時究竟以何種語言交流？作者基于同時以漢、波斯與泰米爾三種文字刻成的錫蘭山碑推測：后兩種文字正是鄭和船隊的主要外交語言；更佐以其它材料（如明成祖致沙哈魯國王的國書的波斯文本）推斷：元亡以后，波斯語在中國的官方語言地位雖不復存在，但其作為外交語言的地位仍保持了一段時期，故明初時無論是沿陸路出使西域還是沿海路下西洋，均以它為外交語言。陸揚比較了中古留下的多種鳩摩羅什傳記，并對之進行了語境化和歷史化的詮釋。作者指出，當時的佛教史家充分調(diào)用歷史與想像資源，在凸顯傳主與其母耆婆及中亞僧團間的精神聯(lián)系、展現(xiàn)傳主過人智慧與佛教修行間的緊張關系、以及刻畫傳主遠到異域傳教的孤獨與挫敗心態(tài)等方面，進行了持續(xù)努力和不斷修正；可以想見，這類史書中的大量敘述細節(jié)，不僅反映了當時佛門與公眾對傳主的評價與想像，也反映了佛教傳入中土時各種力量的相互影響與制衡。　第二組聚焦于明清小說中的性話語。陳建華對《金瓶梅詞話》的研究，綜合了三個不同的向度：從敘事傳統(tǒng)的角度，指出小說中的視覺特別是偷窺視角，在人與現(xiàn)象世界的關系中扮演了新的角色，并一定程度上促成了從全知敘事到有限敘事的歷史性轉(zhuǎn)折；從視覺文化的角度，指出小說中對私生活和偷窺的興趣，反映出隨著晚明城市經(jīng)濟的發(fā)展，出現(xiàn)了私密性“閱讀”的新型要求；從社會性別的角度，指出潘金蓮的“惡”眼雖然蘊涵著對女性的詛咒，但對新的“視力”的召喚卻亦反映了傳統(tǒng)倫理的恐懼，同時也帶來了性別天平出現(xiàn)“陰盛陽衰”的吊詭。商偉對《才子牡丹亭》的研究，強調(diào)了明末和清初間的連續(xù)性：這部成書于康熙、雍正年間，刊行于雍正、乾隆之際的評注性著作，其牽強的注釋似乎專門圍繞著性話題，表明晚明之風其實到十八世紀上半葉仍未消歇。作者緣此認為，這種顛覆性的情色詮釋，既以王學為其內(nèi)在動力和思想資源，也標志著王學的邏輯極致；它的闡釋內(nèi)容和方法體現(xiàn)了晚明以來文學實踐的內(nèi)在趨向，故其意義便只能參照這些作品的母題和敘述模式來理解。　第三組聚焦于日本的江戶“蘭學”（即荷蘭之學）。近來學術界不約而同地關注起上世紀初葉從日本涌入的大量外來語，發(fā)現(xiàn)那里潛藏著許多文化誤讀的重大案例。然而，那些以漢字為假象的日語外來語，最初在其本土語境中又是怎樣形成的？沈國威道出了其中的“所以然”。作者指出，日本近代的蘭學從《解體新書》的刊行算起（1774年），迄至來自中國的漢譯西籍開始自由輸入（1860年前后），總共進行了80余年。在此期間，蘭學家們面對西學“抗顏強譯”，并在實踐中總結(jié)出了譯詞三法——即利用中國典籍詞語的“翻譯”、摹借或汲意造詞的“義譯”，以及萬不得已而為之的“音譯”；而大量利用漢字拼合起來的新詞，正是在中國典籍中沒有現(xiàn)成對等詞語的困境下，被蘭學家們根據(jù)“義譯”的方法創(chuàng)制出來的。趙堅又在歷史和社會的背景下，綜述了日本蘭學的發(fā)生、發(fā)展與特征。作者還指出，蘭學這種“洋學”一開始又稱“蠻學”，是作為“漢學”（主要是傳統(tǒng)漢醫(yī)學）的對立面出現(xiàn)的，這種稱呼不僅包含著對其研究對象（“蠻人”）的鄙夷，也意味著蘭學和漢學之間的高下之分。不過，蘭學和漢學并非總是這般水火不容，反而很快就發(fā)生了融合，到后來后者竟成了前者的“素養(yǎng)”和“媒體”。準此才可以理解，后來從晚清輸入的漢譯西籍（如《萬國公法》），何以又對幕末的蘭學有所推動。　評論欄圍繞著“歷史與現(xiàn)代性”的關聯(lián)。高毅基于歐洲的史實認定，現(xiàn)代文明最本質(zhì)的東西是和人的天性連在一起的，那就是對于人類崇尚自由平等的自然本能的空前覺醒，以及力求實現(xiàn)自由平等和諧共處的理性精神。由此，所謂“現(xiàn)代性”應是科學化、工業(yè)化和民主化的三位一體，而自由與平等兩大價值之間的張力則是它的內(nèi)在動力源。作者的辯護是，兩個多世紀來現(xiàn)代文明在其發(fā)生、成長和擴散歷程中遭遇的種種困境，多是由各種對抗現(xiàn)代性的前現(xiàn)代因素所誘發(fā)促生，并非緣于現(xiàn)代性本身正當性的不足。葉文心基于史家的敏感，指出高速起飛的前景如何促成了上海地方史資源的重新分配，以至以往革命史對于階級斗爭和外來壓迫的強調(diào)，也在新的史學話語中變成了“被動開放”與“主動開放”之辯。借助于這種雄辯，新的上海史著述就重塑了人們的記憶，也為該市主動謀求國際化的戰(zhàn)略建構(gòu)了歷史基礎。不過，同樣出于史家的敏感，作者亦指出九十年代的上海雖然提出了“主動開放”的戰(zhàn)略指標，其歷史條件卻與“被動開放”的三十年代頗有不同?！≈v壇/通訊欄，發(fā)表了丁爾蘇基于本刊2003年春季號上的錢鐘書遺作——所進行的聯(lián)想式發(fā)揮。作者再次以《世界公民》及《在中國屏風上》為例，講述了關于中國的不同觀念是如何以及為何被異國挪用的?！∽詈笤倩氐狡鸪醯脑掝}。剛剛從瓦格納那里讀到了這樣一段望而生畏的文字：　中國學研究發(fā)生在一個多語言的世界。除了中文以外，學者們還在用日語、英語、法語、德語以及其它語言撰寫重要的著作；而相當?shù)臍v史資料則在另一寬泛的語言跨度里傳布，從梵文到吐火羅文，從拉丁文到葡萄牙文，更不用說日文和韓文中對古漢語的運用了。幾乎沒有學者敢于聲稱自己在用所有這些語言中的哪怕一小半來從事研究，而與此同時，這樣的學術原則卻依然有效：關于一個課題的所有重要的資料和研究均需要顧及，不管它們傳布在哪種語言中。（瓦格納：《王弼研究》中文版序言）　但轉(zhuǎn)念想來，不正是因為這項事業(yè)既如此艱難，又如此廣闊，我們才如此渴望去調(diào)動普天下的積極因素，來共同書寫——乃至于共同造就——那個早已成為世界性話題的、充滿遷移張力的中國性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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