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等教育管理工作,應該說是羅家倫最有心得、最有建樹的領域,也被認為是他“飛黃騰達”的“不拔之基”。但是,無論是羅家倫年僅三旬即出任國立清華大學的校長時期,還是他執(zhí)掌中央大學近十年的光陰,“赫赫聲名”的背后卻是難抵毀譽參半的憂傷和壯志未酬的遺憾??谷諔?zhàn)爭期間,面對空前的民族危機,羅家倫的的確確是發(fā)揮他“學者化”的“政治人”與“政治化”的“文化人”的優(yōu)勢和特長,在中央大學校長的任上,他著書立說,撰寫了《新民族觀》、《新人生觀》等著作,從中華民族起源的角度,構建其“新民族”的理論體系,以“文明史”替代“政治史”,強調政治的統(tǒng)一與民族文化的認同;同時,通過從體格、品格等多方面塑造“強者”的形象以影響青年,試圖培養(yǎng)一代具“新人生觀”的“新青年”,以應對民族生存的危機。無奈,這些努力雖在當時造成了一定的社會影響,但是隨著他的去職,也都一一銷聲匿跡。出使西北,在飽覽河山壯美之余,目睹“建設的落后”,“政治的腐敗”,“分裂的危機”,羅家倫也曾經憂心忡忡,言辭懇切地上書中央政府和蔣介石,發(fā)出”經營趁早”的呼吁。然而,所謂“開發(fā)西部”對于忙于內戰(zhàn)的蔣介石和國民黨政權而言,無非是一個暫時安定邊疆的權宜之策,不可能有長遠的規(guī)劃和實質性的措施。羅家倫富有遠見的建設性意見也不過如泥牛人海,毫無聲息。任命歷史學出身的羅家倫出任印度大使可以說是“得人之舉”。羅家倫對中印關系問題也一直比較關注,并曾經撰寫過一系列文章加以討論。在大使任上,他竭盡全力,為維護蔣介石和國民黨政權的“國際形象”而四處奔走,但卻無法挽回“蔣家王朝”“大廈將傾”的政治宿命。降旗撤館,黯然返臺,他的所謂“外交”實踐,一言以蔽之可以用“以受命危難開始,以徹底失敗結束”來形容。羅家倫的政治生涯,一次次的起落,無一不是“高調開場”,尷尬收局。到了晚年,羅家倫終于回到了他一直不能釋懷的老本行——歷史學的天地,可惜,他所從事的并不是純粹的學術研究,而是被“偏安一隅”的蔣介石和國民黨政權再一次“御用”的“史政管理”,被臺灣學者吳相湘語帶嘲諷地譏為“修史不成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