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來佛教的漢化是一個螺旋式的上升過程，中國佛教文學的形成也是一個螺旋式的演進過程，二者之間存在著某種契合。中華文化史因佛教的輸入而為之一變，是不爭的事實。傳說公元一世紀后半葉，漢明帝的一夢，誘發(fā)了白馬馱經的東來。其實明帝的夢因，早在“漢武銳意開辟西域，遠謀與烏孫、大宛、大夏交通”時就已釀成，中經大月氏使者伊存授經的引導，夢境終于在必然之中偶然地圓成了。然而，“白馬東來”的象征說法，只是天竺佛教正式入華的伊始，此后還有很長一段漢化體系中的過程，現(xiàn)代佛教史家?guī)缀醍惪谕暤卣f，曾經歷了混同方術、依附玄理、獨立門戶和三教合一幾大階段，并大抵以漢楚五劉英等浮屠與黃老的并祀、魏晉般若學“六家七宗”的興、晉宋慧遠等不敬王者的風操和梁武帝《述三教詩》的發(fā)表為標識。經過這樣一個漫長的過程，佛教的漢化方才螺旋式地上升到新的起點，開始逼向盛唐。禪宗的誕生的法相宗的消弭，都同樣標志著中國佛教的成立和印度佛教漢化的終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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