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本書中，我打算由表及里地進一步闡明增長績效，搞清文化是否影響到經濟績效，并在多大程度上產生這種影響。但正如我馬上要論證的，由于文化變量往往有一個很長的時滯，且難以識別，難以判斷它們是否及如何變化的，因而我們將經?；仡櫤妥匪菟鼈兊臏Y源（以本書扉頁托克維爾的題記為榜樣）。我關于印度的論著——《印度的均衡》，曾對這一變化莫測的領域進行過早期的探索。而在本書中，我將著眼于它們在一個很長時期——法國史學家年鑒學派所謂的“長時段”——對經濟增長的不同影響，其間，正如布羅代爾（Braudel）已非常雄辯地表明的，“山脈而非君主……才是第一位的。”因此，用要素稟賦、文化和政治的相互作用來解釋集約型增長是何時并如何發(fā)生的，是這些演講的基本主題之一。另一個基本主題則是個人主義對促進這種增長的作用，以及——在我們考察現(xiàn)在西方和其他地區(qū)間的相互影響時所能看到的，由此產生的千奇百怪的變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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