眾所共認,儒家思想及其道德體系的意義是20世紀文化論爭的核心性問題。對文化保守主義的研究表明,現代對于儒家思想的有分析的肯定并不是出于對社會改革的排斥,也并不主要基于民族精神或文化認同的要求,而更是出于對社會轉型過程中倫理秩序的破壞的關注和對儒家德性倫理普遍價值的認知。正因為儒學的價值世界與現代世界的相關性并沒有因傳統(tǒng)社會的巨變而消失為無,也因此,在20世紀中國的社會文化變遷中,儒學仍然是一個不斷受到關注的問題。而社會每處于道德危機時對傳統(tǒng)價值的呼聲愈高。所以辛亥以后,不僅有康有為等堅持孔學的價值,即使在新文化運動中也有梁漱溟這樣要為孔子作發(fā)揮的人。40年代賀麟對儒家禮教和三綱五常的詮釋和張揚,在“五四”時代是很難想象的,而馮友蘭不僅在40年代對“中體西用”作了新詮釋,在50年代依然堅持主張“抽象繼承”的意義。尤當指出,近年來王元化歷經深思熟慮,在深刻檢討文化激進主義的同時,肯定儒家倫理道德作為民族精神確實可以繼承,體現出我們這個時代思想家的真正本色。有關儒家價值體系的爭議一直是文化論爭的中心之一。不僅“五四”前后是如此,80年代“文化熱”的中心課題依然是如此。而理解這一現象,現有的20世紀中國文化研究的模式,無論是“革新與復古”、“啟蒙與救亡”、“激進與保守”都尚未能恰當地應用于20世紀的儒學論爭,對理解20世紀儒學論爭的深刻根源多只具有形式上的意義?!拔幕J同”或“文化心理結構”的提法注重文化心理而忽略了客觀性的社會需求。事實上,如果仔細體察20世紀處于弱勢而始終不屈的維護儒學價值的呼聲,便可理解,儒家倫理所以在近代社會轉型后仍每每處于焦點話題乃是理有必然的,其必然性植根于現代化轉型過程中“道德性”與“現代性”的分裂以及對克服此種分裂的要求。因此,20世紀歷程中儒學價值的不斷被肯定,本質上并不是所謂后殖民話語在中國的一種表現,更不是什么全球資本主義霸權話語或對于資本主義現代化的意識形態(tài)意義的肯定,而是理論上對多元文化價值的肯認和實踐上對現代化過程的治療,是對價值理性和精神文明深切關懷的表達,對理想人生與理想人格鍥而不合的追求的體現。在中國還是對民族文化認同的強烈要求,同時也是對啟蒙敘事的道德的人文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