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世界大轉折”概述了日本曾享受泡沫繁榮，又陷入泡沫破裂后經濟大蕭條導致的悲觀主義和自閉情緒蔓延的90年代危機，以及被卷入全球性體制變革浪潮的日本所面臨的世界地緣經濟和地緣政治的生態(tài)變化，力求說明，正視這一世界性的結構變革是探討日本下一輪發(fā)展模式必不可少的、對當今日本的定位。第2章“活力轉向‘東洋”’中，筆者以中國和印度等國的劃時代的崛起（或稱重新崛起）為背景，分析了世界經濟的重心自西向東轉移的現(xiàn)狀，試圖提出日本不應拘泥于“亞洲與日本”定式，應該立足“亞洲的日本”，支持全亞洲的發(fā)展，并將亞洲的活力轉化為日本自身的發(fā)展動力。第3章“成熟社會日本的視野與盲區(qū)”中的文章，羅列了日本未能適從世界大潮流而喪失了寶貴發(fā)展機會的領域，以及有可能催生出新枝芽的領域。日本需要調整的、已經落伍的機制有雇用制度、政府主導制等，而孕育著新機會的領域則是貿易順差顯示出的所得收支（海外經營收益、投資收益、利息所得構成的網絡及收獲）及旅游業(yè)等。第4章“日本的選擇——‘適者’模式探索”論述了《日本的選擇》的中心思想，筆者回顧了日本的歷史，直面各個歷史階段的日本國內外環(huán)境的變化，說明只要我們積極順應國內外環(huán)境就會為日本帶來成功，強調日本應該不斷學習、不斷進行自我改革以強化自身的適應能力。這正是“適者”模式。反之，懈怠學習、妄自尊大之時便是招致重大失敗之際。卷尾的附錄收錄了1997年筆者對彼得·德魯克先生的專訪。其時德魯克先生87歲高齡，他于2005年11月享95歲高齡過世，而一周后便是他的第96個誕辰。老先生直到人生的最后時刻仍然執(zhí)教講壇、執(zhí)筆論文。盡管我的專訪在10年以前，但他的觀點至今令人震撼，新鮮依舊。德魯克先生是筆者的恩師。我的恩師德魯克先生自稱觀察員（ob．server），他曾教導我，為客觀地觀察時代和社會，“不要登上舞臺，與觀眾保持距離的態(tài)度至關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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