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然文化散文的提出是合理而必要的,那么,文化散文的出現(xiàn)又給當下的散文創(chuàng)作帶來了什么?這里,我只簡要地談兩點看法:首先,倘就整體和本質而言,文化散文是中國作家在傳統(tǒng)文化回潮的大背景之下,從現(xiàn)實情境出發(fā),進行審美意義上的文化尋根和歷史反思的產物。既然是尋根和反思,那么其行文運筆,就離不開鞭辟入里的現(xiàn)象分析和特立獨行的價值重估。關于這點,我們讀那些優(yōu)秀的文化散文,如余秋雨的《遙遠的絕響》、王充閭的《用破一生心》、林非的《詢問司馬遷》、潘旭瀾的《太平雜說》等,都能獲得充分印證。而這種恣肆而深邃的思辨之美,正是以往過分注重抒情的散文所缺少的。因此可以說,是文化散文于有意或無意中,增添了散文文體的思想內涵和精神重量。其次,由于文化散文大都是圍繞特定的歷史人物、事件和現(xiàn)象展開敘述的,所以,其字里行間很自然地融入了為完成主題表達所必需的背景介紹、資料引用、場面勾勒、器物描述等等。這時,文化散文便具有了展示文化精要,傳授歷史知識的作用。譬如,熊召政和王春瑜分別撰寫的閱讀明史系列,不僅深入揭示著歷史的奧秘和本相,而且廣泛涉獵了明代社會的方方面面,乃至謎團和細節(jié)。在某種程度上,它們是可以作為打開明史之門的鑰匙的。李元洛的古典詩詞系列,融史學、詩學、人文、地理于一體,既高揚著作家的古典情懷,又暢述了詩歌的藝術三昧,其飽含的美育和詩教意義顯而易見。類似的作品還有劉長春的“書海煙嵐”系列,鮑鵬山的“閱讀圣賢”系列等等,它們均使散文于固有的審美之外,承擔起了文化傳播和普及的使命。而許多讀者正是通過對這類散文的閱讀,開闊了眼界,強化了修養(yǎng)。這在民族文化遭遇削弱的今天,無疑功莫大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