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書論述的是公元398年游牧民族鮮卑拓跋部在今山西省大同市所建北魏平城政權的發(fā)展歷程。以道武帝為首的一批在中原流亡過的拓跋貴族，由于感受過中原封建制度和文化的影響，積極地推行離散諸部措施，以剝奪部落酋帥的特權，促使拓跋部落聯(lián)盟迅速解體，建立起新型的平城政權。隨后，道武帝推行了一系列仿效中原傳統(tǒng)制度的政治、經濟措施，特別是建立皇權和官僚系統(tǒng)，以取代部落聯(lián)盟首領的推舉制度，從而將拓跋部推進封建體制的門檻。不過，拓跋部落的遺制仍然頑固地影響著平城政權，在皇位繼承中兄終弟及遺制的干擾就是突出的反映，而且由此引發(fā)了道武帝末年的動亂。平息動亂以后即位的明元帝，采納漢族士人崔浩的建議，以太子監(jiān)國制消除兄終弟及制的影響，，確立了父子相承的皇位繼承制，使其長子太武帝順利地繼承皇位。太武帝即位后繼續(xù)實行太子監(jiān)國制，但結果卻使太子集團膨脹為與皇權對抗的勢力，釀成了太武帝末年的正平事變。事變的結果，皇權與太子勢力兩敗俱傷，母后勢力乘機抬頭。由于建立平城政權之前拓跋部尚處于脫離母系氏族社會不久的父系家長制時代，母權制在拓跋部的社會中具有深刻的影響，道武帝為了預防母后干預政治，建立起矯枉過正的子貴母死制度。然而，子貴母死卻派生出來保母撫養(yǎng)太子的慣例，進而發(fā)展成為保母干預政治的現象。太武帝保母竇氏、文成帝乳母常氏都曾干預朝政。乳母常氏的干政最終導致文明太后的臨朝聽政，出現了與道武帝建立子貴母死制度的初衷恰恰相反的結果。文明太后臨朝聽政是母后權力的特大伸張。不過，它的產生雖然與母權制遺俗相關，卻并不意味歷史的倒退。此時的拓跋社會脫離部落聯(lián)盟而在封建軌道上運行已近八十年，所以當文明太后凌駕于皇權之上時，她自己就成了封建專制集權的統(tǒng)治者，而非母系氏族時代部落聯(lián)盟的代表人物。而且，文明太后推行的太和改制運動使得平城政權基本完成封建化過程，并為其全面漢化奠定了基礎。但是，在父子相承已經成為傳統(tǒng)制度的封建社會里，雖然文明太后可以使她的政治權力膨脹到超越帝王的地步，卻無法將這種母后至高的權力像皇權那樣自然地傳承下去。公元490年文明太后去世，意味太后臨朝聽政時期結束，標志拓跋皇權重新伸張。但北魏平城時代還延續(xù)了四年，直到公元494年，孝文帝為開拓新的政治局面，將國都遷到洛陽，才結柬了平城時代。北魏政權的演變利用了平城這個政治舞臺，平城則借助于北魏政權演變的契機獲得躍進式的發(fā)展。處于那個時代最突出地位的平城，從介于農耕區(qū)與草原區(qū)的邊陲軍鎮(zhèn)，一變而成為新興王朝的京師。當長安和洛陽兩大文明古都屢遭戰(zhàn)馬鐵蹄踐踏而成為廢墟之后，平城迅速聚焦百萬人口，形成為北方的政治、經濟與文化中心和交通樞紐。在此基礎上，平城政權在中原推行宗主督護制以羈縻漢族地主豪強，創(chuàng)造了內和外輯的安定局面。從東北的大興安嶺到西南的巴蜀，從西北的貝加爾湖到東南的江淮，各族政權絡繹不絕地朝貢拓跋王朝，各族人民紛至沓來地會合平城大古都。傳統(tǒng)的農耕文明滲透人強勁的游牧文明之新鮮活力，掀起了洶涌澎湃的民族融合和文化交流運動，豐富了中華民族的物質生活與精神生活，隨著安定統(tǒng)一局面的逐步形成而得到整體的升華。北魏在平城經營的一個世紀，是拓跋歷史上最輝煌的階段，也是中國歷史上輝煌的時代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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