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的位置

　　對于人文學科的研究者而言，與歷史人物的“遭遇”是一種宿命。只不過這樣的遭遇未必被作為一種程序來認知，也未必被問題化?；蛟S正因為如此，與歷史人物的遭遇和如何遭遇歷史人物這樣的問題，反倒有可能引發(fā)某種通常被忽略的討論。我們常?？梢砸姷降奶幚須v史人物的方法，大致有下面這樣幾種。一、由于從歷史人物那里得到的教益很多，促使研究者產(chǎn)生某種近于崇拜的感情。不知不覺之中，研究者開始用自己研究對象的眼光看問題，作判斷，乃至用他的口吻說話。二、與此相對，對于人們加以崇拜的對象的言論進行反駁，以期破壞該人物的卡里斯瑪性格，或者找出該人私生活中的種種弱點，以證明他“也不過是一個有缺陷的普通人”。這種方式與其說是對于歷史人物進行反駁．不如說是對已有研究進行反駁。三、歷史人物先于我們來到這個世界，又先于我們離開，他們并不知道這個世界后來發(fā)生的一切，也無法得知自己的某些預言是否正確。而我們由于到來得晚，可以了解事情的結(jié)局，也因而了解了他們的預見與歷史發(fā)展的許多不符之處，這些不符之處有時難免表現(xiàn)為政治判斷的失誤。于是，對于這些失誤進行裁斷，或者相反，進行辯解，或者加以同情之理解，便成了研究的方法本身。知道歷史事件的結(jié)局、且不必介入事件本身因而處于有利立場的后世研究者，便如此以處理前人的“歷史局限性”為己任。這也構(gòu)成了一種研究的范式。四、當歷史人物的言論構(gòu)成了某種既定的知識范疇時，通過對其進行批判性的檢討，把該范疇作為背景淡化，以期待新的知識視野的形成。這也就是所謂“批判的繼承”。以上的四種類型，各自又生出若干變種，就《文學的位置》中的主要思想史人物而言，對于丸山真男的研究基本上是在前兩個模式中進行的，而對于竹內(nèi)好的研究，基本上是在后兩種模式中進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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