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典型疑難案例精·選·精·析

刑法總則部分
共同故意傷害案件中打擊錯誤與犯罪停止形態(tài)的認定--以劉某某、蘇某故意傷害案為視角
在共同故意傷害犯罪中，由于選擇侵害對象錯誤導致錯傷同伙致死的行為，民間屬于“失手傷人”、“失手殺人”之說。司法實踐對此有認定過失致人死亡罪和故意傷害致人死亡罪的兩種意見。筆者認為，刑法保護的法益，并不因法益主體差異而改變，體現(xiàn)了刑法的平等保護理念，故此種行為應以故意傷害致人死亡罪認定。參與預備而不參加實行能否認定為犯罪中止，司法實踐也有分歧。筆者認為，參與預備而不參與實施的行為，不能認定為犯罪中止，而應以其他共同犯罪人的實行狀態(tài)和結果來認定。
共犯與身份犯罪之定性分析--以萬某某、黎某某案為視角
本文選擇一起曾轟動全國的礦難事故，對國家工作人員與非國家工作人員能否構成瀆職共犯問題進行法理研究。在這起礦難事故中，縣領導指使民營礦山企業(yè)領導人隱瞞死亡81人特大礦難事故，后者則部署和實施了一系列隱瞞事故的行為。縣領導構成濫用職權罪無可爭議，但受指使的民營礦山企業(yè)領導人對此是否應承擔刑事責任呢？筆者認為，從法理上看，其前提是國家工作人員與非國家工作人員能否形成讀取犯罪的共犯關系；如果不存在這種共犯關系，則民營礦山企業(yè)領導人不承擔刑事責任。在這起礦難事故中，國家工作人員與非國家工作人員之間存在濫用職權罪的共犯關系，犯意與行為密不可分，分別以濫用職權罪教唆犯和幫助犯的形式出現(xiàn)。
身份犯與非身份犯共同犯罪行為的認定--析蘇某職務侵占案
一般人員以銀行高息攬存方式欺騙幫助儲戶到銀行存款，并向銀行工作人員給予好處費而獲得幫助將儲戶存款轉入其控制的賬戶，占為自有。司法實踐最終以“身份犯與非身份犯共同犯罪”的認定，均判以職務侵占罪。筆者通過這樣一個案例，研究了身份犯與非身份犯成立共同犯罪的實踐認定問題。筆者認為，無論是任意共犯還是必要共犯，主觀上都必須有犯罪合意，且與犯罪實行行為緊密聯(lián)系，犯罪合意缺失與偏差則不能成立身份犯與非身份犯共犯，應根據(jù)主客觀相統(tǒng)一原則分別定罪。
“部分犯罪共同說”的個案分析--孫某等人共同犯罪案
孫某對兩名同伙說幫助他追討賭債，賭債是烏有，實質是要實施搶劫。作案者之間的犯意內容出現(xiàn)了部分偏差，對幫助追討賭債的兩名同伙應如何處理？通過一個案例，筆者運用“部分犯罪共同說”觀點來闡述刑法對待多人共同實施犯罪的個別化適用方法，認為對幫助追討賭債的兩名同伙實施的非法拘禁行為，在作案者中存在共同犯意重合，應以非法拘禁論處；孫某借助兩名同伙的拘禁行為以實現(xiàn)其搶劫犯意，應以搶劫罪論處。
淺議復合型犯罪的罪數(shù)論定--以草某某等人詐騙案為視角
當代社會，電信網(wǎng)絡給人們提供很多生活與工作的便利，人們越來越離不開它。利用電信網(wǎng)絡設施及其空間資源實施犯罪，與傳統(tǒng)犯罪有所不同，即通常出現(xiàn)數(shù)個涉罪行為的分離或競合。如何認定和處理這類案件，是刑事理論與司法實踐遇到的新問題。筆者通過一件發(fā)生在電信網(wǎng)絡領域的犯罪案件，研究了司法實踐如何論定復合型犯罪的罪數(shù)問題，特別是探索了罪數(shù)論定的路徑，為司法實踐提供分析思路，也為理論研究提供研究的思維方法。
法律適用解釋在刑事司法實踐中的運用初探--以甘某非法買賣危險物質案為例
一名3歲幼兒誤食了用毒鼠強等劇毒物質浸泡的玉米粒致死，這些玉米粒是從縣城圩場上購買的“滅鼠藥”，這種滅鼠藥的制造和出售是一名農民所為。這個人是否要承擔刑事責任？筆者運用2003午“兩高”頒布的《關于辦理非法制造、買賣、運輸、儲存毒鼠強等禁用劇毒化學品刑事案件具體運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來論證這個問題，并對法律適用解釋在案例中的運用方法進行分析。
淺談刑法上因果關系的認定--以易某某過失致人死亡案為援引
刑法中因果關系歷來是司法實踐的難點，也是刑法理論研究的重要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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