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的迷思：宋教仁案與中國法治困局的歷史詮釋

第一章 導論
一、問題的提出及研究意義
(一)反思歷史的意義
(二)民初法治問題研究現狀分析
(三)“宋教仁案”的研究意義
二、研究視角和研究方法分析
(一)革命史研究范式的歷史合理性與局限
(二)法治研究與歷史研究范式的關系
(三)現代化范式中憲政視角研究存在的問題：以“宋教仁案”研究為例
三、中立的論述立場、“理與勢”分析脈絡及文章總體概述
第二章 近代中國政治變革的基本脈絡
一、“理”與“勢”：近代中國變革的哲學基礎
二、“理”、“勢”與變革之“道”
三、“理”、“勢”與變革手段的選擇：革命派與立憲派的論爭
四、革命與專制：理念的分歧
(一)革命的現代性話語：孫中山理解的革命
(二)是無政府而非對專制的反動：袁世凱眼中的辛亥革命
五、善治與善制：民初各派對共和評論的歧異
六、小結
第三章 思想和政治上的分裂：民初中國的法政格局
一、民初法政格局的制度與觀念分析
(一)“承認”而非“共識”：《臨時約法》的產生及權力配置
(二)中式思維與西式共和體制的沖突
(三)法律權威觀念與治之“道”
二、權力配置與約法的權威性：袁世凱的集權改革
(一)權力配置與國家富強：中央集權與地方自治之爭
(二)法理與事實(國之“勢”)：“軍民分治”改革的難題
(三)中央專制與議會專制：省官制中權力制衡的難題
(四)行政命令與法律：任命民政長與適用《咨議局章程》事件
(五)富強濟世思維對《臨時約法》權威性的損傷
三、軍權與法律權威性：武力世界中的法治
四、法治理想與革命思維的沖突：幾個案件的解讀
(一)法治文明與政府的權威：姚榮澤案
(二)積極之革命手段與司法獨立：宋漢章案
(三)法律與武力：張振武、方維案
五、小結
第四章 “宋教仁案”、政治危機與法治困局 。
一、惡政府與良法：宋教仁在國會召開前的政治宣傳
二、“宋教仁案”的定性與解決方法上分歧的產生
(一)“真革命”與“真共和”：暗殺后之輿論風潮
(二)法律、武力與政治改良：在理與勢之間的爭論
三、證據的宣布與法律解決的困境
(一)證據宣布與辯解
(二)手段的有效性與道義、法律上的正當性：對理與勢的再爭論
(三)政治與法律上的兩難：從特別法庭到變相之普通法庭
(四)國會彈劾抑或革命討伐：政治解決方法的爭論
四、局勢的激化與各派的調和
(一)借款案的發(fā)生與各地獨立風潮
(二)議會內國民黨與進步黨調和的失敗
(三)法律的效力與國民的政治自由：在人道與大局之間的爭論
(四)法律的效力與政府權威：袁世凱“地方不服從中央”定性的做出
五、妥協的失敗與“二次革命”的發(fā)生
(一)在理與勢之間的躊躇：法律解決的困境及黃興的困惑
(二)汪精衛(wèi)政治妥協的失敗與章 太炎向革命的轉變
(三)從在理與勢之間的躊躇到順勢成理：黃興對武力解決的再思考
(四)武力反抗權與法律效力的對立：“二次革命”中的難題
六、小結
第五章 歷史的慣性：治道重構與法治實踐的困厄
一、袁世凱“道德為體，法律為用”法政觀的形成
(一)“道德為體，法律為用”的“以法治國”思想：治道的改變
(二)絕對權力總統與法家思想的印記：基于國之“勢”的權力設計
(三)“道德為體，法律為用”與儒家政治傳統：法與政治的位階問題
二、法律工具論與軍閥政治：法治實踐的困厄
第六章 結論：對民初中國法治問題的闡釋和評價
一、治之“理”與國之“勢”相互掣肘：民初法治生成的復雜境遇
二、實用主義立場如何使法律失去權威性
三、“法律派”為何被迫選擇了革命
四、對“法律派”評價的再認識
五、歷史反思與法治話語的輪回
六、歷史慣性、法治困局與中國的未來
后記
參考文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