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亞歷山大與女理發(fā)師》一詩還原了生活的現場,有趣的對話讓生活變得不那么沉重與壓抑,從一個角度消解了《猛禽殺》的痛苦與無奈,讓詩歌在形而上與形而下兩個支點中找到了平衡。他已經形成了一種后現代性“卡丘”式敘述與形而上的隱喻式批判。從這部詩集看來,楊罡既有痛苦的批判,又有歡快的吟唱,更有無邊的嘻戲與幽默。為什么我沒有建議這部詩集叫做《猛禽殺》而建議叫《亞歷山大與女理發(fā)師》,因為我覺得他這部詩集更多時候是在生活的現場表達他的態(tài)度,而不是在隱喻中批判。雖然我很欣賞一個詩人常懷“猛禽殺”之心,保持對生活的懷疑、消解與批判的態(tài)度,但楊罡畢竟屬于他自己,任何評論都只能佐證他在某一階段的寫作。楊罡還會寫出什么好玩與有趣的作品?或者他還會拿出更猛的“猛禽殺”?對于他這樣把寫作與自我貼身的人,二者都有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