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帝國的輪廓：從秦漢時期到戊戌維新

Ⅰ
中國的歷史被認為從“三皇五帝”開始，然而在不同的古書里，關于三皇五帝有不同的說法，很不統(tǒng)一。大致自公元前2070 年至前256 年，是所謂夏、商、周三代，目前的考古發(fā)現(xiàn)，只有從商代開始才有確實的物證——甲骨文和青銅器。據(jù)現(xiàn)有資料，“中國”一詞早見于西周初年的青銅器銘文中，而漢語“中國”一詞早指西周京畿地區(qū)，后演變?yōu)辄S河中下游的中原地區(qū)，生活其中的先民自稱“華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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Ⅱ
秦通過戰(zhàn)爭統(tǒng)一了中國，從此秦始皇被“定于一尊”，之后，漢朝（公元前206—公元220）鞏固統(tǒng)一、擴展疆域的重要手段可以說是思想。初，“無為而治”的黃老之學是劉邦的治國理論，目的在于滿足人民在征戰(zhàn)年月之后渴望安寧、休養(yǎng)生息的愿望。漢武帝劉徹在位（前140—前88）時，政治上的中央集權非常成功，他顯然意識到維持中央統(tǒng)治的方法是應該塑造人們的思想，他選擇了儒家，故有“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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Ⅲ
元朝時，兩宋時期的文人士大夫在宮廷的那類生活方式顯然沒有了。因為戰(zhàn)爭與掠殺，畫家、詩人、學者離開杭州，遷移到無錫、蘇州、揚州等地生活。政治上的壓抑和權力的進一步喪失，連同野蠻的文化習性與齷齪的宮廷權術的控制，知識分子的心境朝著晚宋的內向性進一步發(fā)展。像蘇軾早就使用了的象征與借喻自元代以后變得非常普遍。與自然緊密關聯(lián)的梅、蘭、竹、菊作為視覺形象的專門科目被反復表現(xiàn)，以表達作者的政治態(tài)度與道德情操。而這個歷史時期的“復古”態(tài)度與其說是一種趣味，不如說是將其視為更為徹底的躲避與逃逸。文人們沒有前方的概念，卻有值得驕傲的過去，新的感受沒有別的渠道去表達，就借助于歷史，或者利用過去的筆墨與態(tài)度來迂回地抒發(fā)內心的復雜感受。畫家們已經(jīng)非?？隙ɡL畫與真實的自然徹底分離，他們知道在筆墨和線條的功夫上就可以做趣味文章，不問自然、不問社會的習慣成為之后文化人的習慣。然而，在中國傳統(tǒng)文明正在走向復雜演變的同時，另一個文明發(fā)展力量漸漸顯露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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Ⅳ
盡管《托爾德西里亞斯條約》已經(jīng)認定了葡萄牙與西班牙試圖瓜分世界的邊界，但是，利奧十世（Leo Ⅹ）在1515 年11 月3 日發(fā)布的通諭中進一步明確：賦予葡萄牙發(fā)現(xiàn)、占領以及將要占領的土地——“從博哈多爾角（Bojador）到印度，不論位于何處，甚至是今天未知的地方”——的特許權，任何人在這個范圍內貿易、捕魚甚至航行，須經(jīng)得葡萄牙國王的準許。可以想象，作為對這個特許權的回報，葡萄牙國王要為天主教向新領域的發(fā)展提供經(jīng)費、建設教堂和派遣傳教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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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錄 ｜ 3
Ⅴ
晚明的政治形勢可以用一攤爛泥來形容。幫助皇帝的官僚和那些捍衛(wèi)正統(tǒng)的士大夫總是受到排擠與打擊，除非皇帝再次遭遇危機，那些有能力的官吏才有可能回到他們應有的位置。這類典型的政治案例表現(xiàn)為東林書院的命運。1604 年，被朝廷革職多年的顧憲成（1550—1612）在朋友和士子們的協(xié)助下，合資修復了宋儒楊時的祠堂，他們建立書院用于講學論道、著述出版。這些學者——重要的領袖還有高攀龍——開辦書院的目的是矯正王陽明心學的空疏，尊重儒學經(jīng)典，準確理解孔孟之道的精髓，不要因為誤讀而使儒家思想的傳播與運用偏離正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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Ⅵ
乾隆時期在政治上、軍事上留下一些重要歷史事件：平定大小和卓之亂、臺灣農民起義，加強對西藏的管轄等；歉收之年免去全國農民的租稅；尤其是耗費巨資完成近8 萬卷的《四庫全書》，看上去都是后人津津樂道的歷史遺產。但是，當1799 年乾隆去世時，人們從他的寵臣和珅的家里查抄出8 億兩白銀，而這時的政府的歲收也不過7 000 萬兩，即便這個數(shù)字減少到十分之一，也足以透露出清政府的腐敗、無能與日益嚴峻的衰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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Ⅶ
在狄更斯描述中國的象牙球至《紐約時報》報道英國并沒有因為《南京條約》的簽署減少反而進一步肆無忌憚擴大了對中國的鴉片貿易之間的十幾年里，中國的政治、經(jīng)濟以及社會不斷示弱和潰爛，越來越多的問題開始暴露、聚集并交織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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Ⅷ
大多數(shù)中國人認為自己是世界的中心，中國之外皆蠻夷之地的頑固的觀念被一次次與西方“蠻夷”的戰(zhàn)爭所否定和教訓，強烈的震驚與憤怒很容易像火山一樣驟然爆發(fā)。在1894 年7 月開始到次年4 月結束的中日甲午戰(zhàn)爭中，曾經(jīng)作為納貢藩屬國的日本在海上擊沉了中國軍艦，這次戰(zhàn)爭似乎只有北洋艦隊參與，在廣東和福建的艦隊因為保存實力沒有參戰(zhàn)，北洋海軍全軍覆沒，大連與旅順的炮臺因日軍的占領而失去作用。大多數(shù)歷史學家將中日甲午戰(zhàn)爭之后簽署的《馬關條約》（1895年）視為洋務運動或者自強新政失敗的標志，實際上，之前中國因對越南（安南）的藩屬控制權而與法國進行了戰(zhàn)爭（1883—1885），并在戰(zhàn)爭與隨后的談判中失利； 1885 年緬甸在英國的慫恿下擺脫對中國的藩屬地位而獨立。這些已經(jīng)充分呈現(xiàn)出由歷史形成的制度性衰弱沒有因為洋務運動而得到制止。的確，經(jīng)歷了數(shù)十年的努力在與列強博弈和戰(zhàn)爭中沒有收獲勝利，在不少旁觀者看來，清政府已經(jīng)不可救藥，就像海關總稅務司赫德（Robert Hart，1835—1911）在甲午戰(zhàn)爭爆發(fā)前幾個月對丁韙良說過的：“恐怕我們是在修補一把已經(jīng)開裂的水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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